中国近代的败落是否全部怪慈禧？（慈禧在中国近代败落中的责任不可忽视）

慈禧在中国近代败落中的责任不可忽视

中国近代的败落跟慈禧肯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慈禧身上，肯定是不正确的。不过，慈禧确实有很大的责任。

∆清宫图片（现代）

翻开大清的历史画卷，慈禧是康乾盛世后如神一般存在的人物，她经历了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基本上和清朝从强盛走向衰落如影随形。

大清帝国的衰落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云集中国内海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朝野上下普遍认为这不过是蛮夷的一次贸然挑衅。

就连长期与英国人打交道的前线总指挥林则徐也认为，洋人的大炮虽然厉害，但是一上岸以后就战斗力全无。理由是英军都打着长长的绑腿，根本无法行军和近距离拼杀。

林则徐甚至轻蔑地说，不要说派清兵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能随便把上了岸的洋人砍翻在地。在这种心态和战争准备下，清军以完败告终。林则徐也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背锅侠，被流放到新疆伊犁。

∆颐和园

鸦片战争让清朝政府清醒了，以创办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随后开启的修造铁路、派幼童留学、建天文馆等工作，虽然遭到顽固保守派的坚决抵制，但最后都在慈禧的支持下得以开展起来。

如果没有慈禧的支持和首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想法很有可能就胎死腹中，难以萌芽。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朝政府逐渐清醒的话，1894的中日甲午战争无疑给了中国人当头一棒，让正在近代化道路上蹒跚学步的大清王朝猛然发现，光是技术层面的学习和改进根本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百日维新运动，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慈禧蜡像

本来准备退居二线的慈禧一直对维新变法保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但后来变法的走向迫使慈禧太后再次走到亲政的前台。

康有为主导的维新变法触及了慈禧“皇权不可侵犯”的底线，加上“四国合邦”的错误方向，让慈禧对变法从观望到绞杀，百日维新宣告彻底失败。

慈禧否定了维新运动，但并没有放弃通过维新来改变大清帝国面临的困境。虽然前后不一致的做法有些可笑，但也实实在在反映了慈禧面对维新内心的矛盾和无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了新政上谕，宣布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都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立宪对专制的胜利。通过这两场战争，清朝政府的高层逐渐统一了通过立宪治国的认识。

∆慈禧书法

慈禧太后先后派遣载泽、端方等大臣到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考察团回来后向慈禧汇报，列举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听到可以“皇位永固”，意味着立宪对皇帝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可以永保大清江山，慈禧欣然同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开始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立宪清单》，意味着立宪被正式提上日程，并且开始倒排工期，准备逐一实施。

但随着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差一天相继死去，立宪改革陷入停滞，前途生死未卜。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08年慈禧死去，中间有整整13年的时间，为什么立宪改革步履蹒跚，举步维艰，是什么导致慈禧太后对改革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故宫

根本在于慈禧立宪的出发点是维护清朝的皇权统治，而不是通过改革分享和遏制皇权，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近代化的目的截然不同。

所以当发现奕劻、袁世凯利集团用立宪名义须先改官制，奏请合并内阁与军机处以实行责任内阁时，慈禧断然予以否决。

这种拉锯战直接导致了新政改革的失败，也使中国一再错失近代化的机遇，被对手甩得越来越远。

∆慈禧玉玺

作为晚清时代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在稳定朝政、平定内乱、变法维新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专注皇权、保守自大、独断专横等铁腕手段与时代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失去了大清从封建社会到近代化转型的大好机遇。

改朝换代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英雄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慈禧作为掌权者纵然有很多错误决策，但面对外敌入侵、皇族争权、内乱频发的实际情况，很多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把历史的成败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参考资料：

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2、印鸾章边《清鉴》下册；

3、李细珠《一个人与一个时代》；

“晚清的屈辱历史的根源在康乾时期的部族政权”

1894，甲午海战，败了；1900，八国联军入侵，又败了。似乎所有的失败总是和慈禧有关系，中国近代的衰败，责任全部怪慈禧？

近代的衰落，慈禧当然有责任，而这种责任是局部的。但倘若把晚清屈辱的全部责任都责之于慈禧，也是不对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事实上，近代的屈辱必然有一个因果关系。只是，这个“因”不在于晚清，而在于清初期埋下的隐患。

其实，就是四个关键字——

有人说，晚清的屈辱，是避免不了的。一个是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太落后。

但这完全是幌子。

事实上，如果不是两个关键人物的盲目自大和闭目塞听，奠定了一系列的专制落后的错误国策，并深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运，否则，根本不会导致清末的百年屈辱历史。

这个祸根，就是“部族政权”。

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钱穆大师给出了精辟的阐述。

他说，“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

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牢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

从这段论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01.部族政权是有专门的“同部族的人”支持的。这造成了占国家少数人的该部族成为“特权阶层”，而占全国多数人的“民人”，却成了被压迫的阶层。

02.部族政权之下，皇帝放弃了全国民众的拥护，形成了一个只有少数人拥护的“私人政权”，失去了“稳固的基础。”

03.为了维护部族政权统治，他们始终把本部族的权益放在首位，而压榨了其它阶层的利益。

这样的一个保护少数人的政权，最大的危害是，不能“凝心聚力”，所以，酿成了晚清时期的悲剧。

如，八国联军侵华，老百姓竟然帮助侵略者“扶梯子”爬城墙、甚至端茶送水送锦旗。

而奠定这个局面的直接责任人，一个是康熙，一个是乾隆。两人奠定了贯穿清朝始终的“部族政权”制度，为晚清的屈辱历史埋下了祸根。

一言以蔽之，康乾时代奠定了影响国运与后世子孙屈辱命运的“部族政权”。

《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悲剧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它的理论提出者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

钱先生告诉我们，过往古典王朝是“士人”和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称为“士人政权”。

“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一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

这是因为，传统的古典王朝，自汉代到明代，古典王朝的制度都是“君臣共治”天下。

比如，朱元璋的伟大在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意思是把野蛮的统治者赶出关外，恢复中原人的文明秩序，并重新制定法纪，来救助人民。

只因一句：复我汉官之威仪！

这表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真正封建皇权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发挥“士人政权”的优势治理天下的。

为什么朱元璋有这种眼界和格局呢？其实，和他的“真儒家”观有关系。

朱元璋之高明，在于对贪官污吏，实行严刑峻法，皆源于他对《道德经》的推崇备至。

“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

“数章中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莫知可通”。

他把《道德经》作为治国理念的根本，“万物之至根”。认为5000多字的道德经，文字通俗易懂，却蕴含着深奥的道理。

这样的儒家，才是真儒家。

清朝的部族政权，显然，不具备这个显著特征。

钱穆大师如是说，“单说清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

钱穆大师指出了部族政权的最大隐患是，“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凌驾于中国读书人”之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读《老子》一书，就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

由此而论，康乾时代，并不推崇《老子》，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偏执地推行“部族政权”制度呢？

这个结果表明，部族政权并不适合中原的实际情况。

过往，有人责之于满清“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往往甩锅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

但这种观点，恰恰没有看清楚，满清的“制度”和传统“封建制度”的差异性。

清朝的制度虽然被称为封建制度，但实际上，还有着它固有的原始缺陷。

这就是其自身落后的部落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反而，根深蒂固，加剧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与世界体系造成严重脱节。

概括起来，就是:本来该“改弦易张”的，却不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01.清朝确定了部落政策的可延续性，以满洲的传统，“衣冠服饰发饰”全部遵从满制。

就是说，没有“入乡随俗”，而是，邯郸学步，亦步亦趋，压根儿就没有学，而是把关外那一套直接搬进了中原。

02.“部落制度”显然“水土不服”，它的最大弊端就是，防汉制汉，放不下包袱，负重前行，步履艰难，踽踽独行。

过往的清史研究，落入了满本位的窠臼。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看到满洲部落模式的弊端和中原文化的严重冲突。

这是老百姓帮着洋人推车进军北京的场面，多么令人心痛的代入感。

浓浓的硝烟，时刻警醒我们，曾经被列强蹂躏的屈辱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看那段历史，真的要庆幸这个腐朽没落的部族王朝的覆灭。

概括地说，是康乾时代的“康熙爷”和“乾隆爷”两人的老爷做派，“因为私心”而拒绝推行适应多数人的政权模式，只袒护少数人，最终造成了晚清的屈辱悲剧结局。

须知，清朝，既有封建时代的古典王朝时期，也有充满屈辱、愚昧落后的近代晚期，但初期奠定的部族政权体系，贯穿始终，首尾呼应，造成了晚期一步步走向衰落，当面对八国联军的入侵，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