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怎样评价？

观点一

有一次，福楼拜在大街上遇到了他的朋友，朋友问他，“大作家，最近在忙什么呢？”福楼拜答道，“没忙什么，我在往我的人民头上泼粪呢！”

说实话，莫言在中国并非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作家。甚至直到201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许多人才第一次听说了“莫言”这个名字。恩，我就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

后来看到他写的《丰乳肥臀》时，才猛然想起来，高中的时候看过几页的，只是没记得作者是谁，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在几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免有些后悔没有读完——否则，就又多了一件聊以谈资吹牛的事情——我在高中就读过他的作品了！

当时之所以去读，大概是因为刚读了《红楼梦》的第六回，不过瘾。不知在哪个网站找到了《丰乳肥臀》，下载到电子词典上，看了几页之后发现，文不对题，就放弃了。

大学期间在看过电影《红高粱》之后，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莫言作品中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有了一些认识，后来又陆续读了《檀香刑》、《蛙》、《生死疲劳》。

这篇文章本来是准备单独写《蛙》的，但我想了很久，看了很多资料。终于发现，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没有评论家的眼光和方法论，也没有评论家的深度和阅读量，只好转而去写莫言这个人——这个藏在他的作品背后的人。

其实太多的人都在误会莫言，而且这样的误会阻止了这些人真正的去理解他。他们说，莫言的作品低俗、病态；他们说，莫言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丑化了中国人，而这种丑化成功地迎合了西方世界，所以他们才会给莫言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这些批评并不是在批评作品本身，而是在恶意揣测莫言的动机，且对这种恶意揣测出来的动机进行攻击：你把中国人写的那么丑陋，意欲何为？你是不是具有反骨，为什么把《丰乳肥臀》写得如此政治不正确？这不是卖国求荣是什么？

那么，莫言究竟是为什么要写这些内容，以及为什么要写的这么“低俗”、“丑陋”呢？在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讲一讲福楼拜的故事。

有一次，福楼拜在大街上遇到了他的朋友，朋友问他，“大作家，最近在忙什么呢？”福楼拜答道，“没忙什么，我在往我的人民头上泼粪呢！”

福楼拜被誉为法国十九世纪最伟大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成名作《包法利夫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在发表的第二年曾被当局以“有伤风化”的名义查封。福楼拜不得已提起诉讼，请来一位能言善辩的大律师，最后翻案成功，这部小说随即成为畅销书。它为福楼拜赢来了文学界崇高的声誉，成为他最为知名的作品。

那么，《包法利夫人》究竟讲了一个怎样“有伤风化”的故事，竟然惹得当局不惜将其查封呢？其实，《包法利夫人》讲的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通奸事件——这样的男女之事在浪漫的法国，实在算不了什么。那么，究竟是伤了什么“风化”呢？

其实，《包法利夫人》伤的不是风化，是当时的法国“人民”。

这些“人民”之所以加上引号，因为他们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最底层的那部分人。他们大部分是批发商，公证人，法官，医生，律师，或者靠租金吃饭的地主，为人小心谨慎，生活平静、节俭、保守、多疑。当时的法国在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与王权复辟之间纠结，这些人在物质主义刚开始兴盛的社会中小心翼翼，唯恐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既得的利益。

他们既不能主宰这个世界，也不能成为革命的目标。但正是这群人，构成了一个诺大的群体，成为了被福楼拜所泼粪的那群人。在福楼拜的笔下，他们丑态毕露，没有一个人得到宽恕。

虽然福楼拜自己也大体上算这些人中的一员，但是他的目光洞透了这其中的丑恶。并且透过女主人公爱玛的故事，不露声色地将这种已经成为现实的生活方式通过艺术的陌生化来发出无声的呐喊和嘲讽。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是中和了《金瓶梅》的白描和鲁迅的批判。

那么，也就不奇怪《包法利夫人》这么一个普通的通奸事件，为什么会被以“有伤风化”为名而被查封。而且这个名堂似乎和《金瓶梅》之被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福楼拜和莫言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他们都在往自己时代的那些人民头上泼粪，他们也都在说一些不讨喜的话。

莫言的笔名之所以取为“莫言”，正是他想要提醒自己，少说话。然而事实是，他的话一点都没有少说，而且经常管不住嘴巴，说出些大实话。他这个毛病，被他的母亲担心了一辈子。但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他不但说实话，甚至还开始泼粪了。

其实，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都体现在谁身上？正经点回答的话，那应该是所有人的身上；不正经地回答的话，那应该是因为读莫言而感到最愤恨、最暴跳的那些人身上。

若说莫言丑化中国人，他和鲁迅所做的有什么两样呢？难道鲁迅笔下的阿Q和人血馒头，是赞美？可是为什么我们对后者爱戴有加，而对前者却愤恨且讨厌呢？

是不是因为，鲁迅“丑化”的是鲁迅时代的那些中国人，而不是我们。但是莫言所“丑化”的中国人却正是活在当下的我们，所以我们听了脸上发热，心里发怒，就要骂人？

还是说，鲁迅在“怒其不争”之后，补上了一句“哀其不幸”，从而让我们感到莫大的温暖和爱护？

当然，读莫言的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不说《檀香刑》中的凌迟和捅菊花的酷刑；也不说《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单是《蛙》中的人物名字，就够读者喝一壶的了。

曾经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读《蛙》，读了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首先，蛙，听着就有种莫名的害怕和恶心；其次，那些人名，什么陈耳陈眉，王肝王胆，各种器官内脏，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不寒而栗，还怎么读的下去？

其实，这是莫言所独具的语言风格。他的语言是很有几分奇诡的，这和他张狂恣肆的想象力很符合，也和他磅礴的文风相得益彰。不过这样的语言风格，在他后期所写的《蛙》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克制。

老舍说过，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仅知道怎么去讲一个好故事，而且也应该知道怎么选择与故事相配的语言风格、写作文体，以便借助这个故事，将他想说的话在行文之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关于文论我不太懂，但我感觉得到。莫言不仅仅是在讲一个故事——毕竟他从小就具有这种滔滔不绝讲故事特长——而在成为作家之后，他所思考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借助某种文风，借助某种文体，借助某种文化符号，将他的思考和情怀通过他的故事表达出来。

这个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故事已经不再仅仅是故事，而是某种“思想实验”。一如莫言的《蛙》，是姑姑在计划生育的时代背景之下，从新生命的接生者到终结者的角色转变的巨大反差之间形成的一个“实验”。借助这个实验，我们得以从姑姑的角度来反思，何为生命，如何赎罪，灵魂怎样得到解脱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将目光停留在所谓“丑化”姑姑，“丑化”中国人。

有趣的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一书，也有着类似的“思想实验”。这个故事的“实验”在于，作为画家的小野，在日本二战之前是公认的艺术大师，可是在战后，他何以成为了世人眼中的军国主义帮凶？在这一是一非之间，变了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有时候，读书不像吃饭，凭着好恶，只看爱读的，只听好听的。读书更像是吃药，口里虽苦，但咽下去，却能治病。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不是让我们读来开心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有所行。

观点二

从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打开国门所看见的是现代派文学眼花缭乱的精彩，从象征诗歌到意识流小说到拉美文学爆炸魔幻现实主义写作，都被青年甚至老年作家拿来。于是有了朦胧诗、青年作家们的小说和老年王蒙的中国式意识流，总之是中国内地文学与苏联化的批判现实主义乃至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了最后的告别。现代派成为追求与时尚。其中心领神会并将现代派手法本土化的作家是莫言，莫言以他厚实的生活积累和天才的悟性，成就了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而非简单地用魔幻来写中国，于是获诺奖。朦胧诗和莫言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最大成就。

现代派是寓言性的，夸张、变形、象征是它的常规手法，用这些手法来表现——已经不是再现了——社会和生活的本质。卡夫卡的人被成为甲壳虫，马尔克斯的社会混乱落后，不仅是作家，连普通读者也耳熟能详。

在现代主义笔下，生活是沉重并应该深思的。

到后现代，中国人似乎对它并无了解，更不感兴趣。

倒是香港演员周星驰成为中国后现代艺术的开山，在他眼里，世界是无厘头的。他嘲笑、解构那些被奉若神圣的价值，还原人的真实。他那空洞恐怖的“哈哈哈哈”的刺耳怪笑让人毛骨悚然，让人感到四大皆空。

是的，世界在不断地被文学艺术看穿，从鲁迅的一切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到他那伟大先驱的后现代小说集《故事新编》。鲁迅晚年，搞笑一切，他总是极致。

周星驰恶搞、坏笑，美女长着胡须，轻功就是往上跳一下，对白有意不合文法，似乎快乐非常，年轻的观众们得以随之享受解构价值的快乐——但许多人不知道这被开了天眼的人大笑后面的的沉重：人类是愚蠢的，一些庄严是可笑的。不是吗？在《美人鱼》里，人类用强大的科学技术将环境搞得奄奄一息从而将会杀死自己！

到郭敬明，人生百味，他只取快乐，于是叫做“小时代”。

于是有了郭敬明们自娱自乐的题目：微微一笑很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