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在乔致庸的时期到底多有钱？

虽然乔致庸属于晋商翘楚，但谈不上世界级富豪。

乔家鼎盛时期的总资产接近3000万两白银，当时清朝年收入不过7000万两白银，由此可见乔家的财富。但论世界级富豪，想必乔致庸算不上是代表，比如伍秉鉴。

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六人中，唯独一人的身份与众不同：他就是晚清富商伍秉鉴，被称为“中国首位世界首富”，据统计，他的财富相当于晚清王朝半年的财政收入；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他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等业务，许多美国富豪的发家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金钱联系，他是西方人口中的“天下第一大富翁”。

超前的经商理念，独到的形象宣传，使伍秉鉴的企业一度成为世界级的跨国财团。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商人，他的悲剧命运注定是时代的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捐资救国却无法摆脱“汉奸”的世俗禁锢，与陷入清王朝“敲诈”的经济困境，最终郁郁寡欢身死家败。今天，让我们褪去历史的尘埃，再看“中国首任世界富豪”的悲喜人生。

天子南库，伍家首富。

封建王朝讲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即使伍秉鉴富可敌国，仍旧是封建王朝的私有财产。尽管他拥有高超的经商手段，但在朝廷看来，这无非是“屈身拾起金苹果”的举动。这里的金苹果就是被誉为“天子南库”的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名为十三，实则并无定数。起初，类似广州十三行的机构全国共有四家，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广州十三行由此垄断清朝的海上贸易，成为暴富群体。

广州十三行的富有在当时有诗为证“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而十三行中最闻名遐迩的莫过于怡和行，怡和行的扬名天下与它的主人息息相关，他就是伍秉鉴。

怡和行创办人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他早先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后来接受粤海关的委任，1783年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如果说伍国莹开启了怡和行的新纪元，那么伍秉鉴则开创了广州十三行的新时代。1801年伍秉鉴接手怡和行，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后来成为广州行商的总商。

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产业，而且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得益于伍秉鉴在货物中都会放上自己的肖像画，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广州，但他的肖像却随着货物走到美洲、英国以及印度，成为重要的商业标识。

伍秉鉴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他曾与美国人福布斯合作投资兴建了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和密苏里河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从中收益巨大；长期投资福布斯在中国成立的旗昌洋行，到光绪十七年旗昌洋行破产前，伍家先后投资100万美元，每年的利息所得超过4万美元，成为伍秉鉴留给子孙的丰厚遗产。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和银行家。

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与此同时，伍秉鉴的财富累积到2600万银元（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因他在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伍秉鉴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美国教父，中国善人。

约翰·默里·福布斯，美国昔日的铁路大王，17岁时来到怡和行做学徒，因天资聪慧被伍秉鉴收为义子。当他25岁准备回美国时，伍秉鉴给他50万墨西哥银元用作投资，福布斯用这钱在美国投资修建铁路，逐渐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同时，伍秉鉴还大力扶持福布斯入股的旗昌洋行，这是19世纪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代理商行，后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商行。虽然旗昌洋行后来破产了，但它的发展与壮大远远离不开伍秉鉴的帮助，美国人把伍秉鉴称为“教父”。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历史上美国排位第4富有的人，曾向伍秉鉴借款7.2万两白银做茶叶生意，结果运送茶叶的货船毁于太平洋的风暴中，当他因无力偿还货款向伍秉鉴请罪时，伍秉鉴却拿出借据，撕得粉碎说，“你只是运气不好，却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你可以重新开始了。”

阿斯特双膝跪下给伍秉鉴磕了一个头，用这样的礼节来表示对这位中国商人的敬重，而伍秉鉴的行为也让他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后来阿斯特常说，“华盛顿给了我一个国家，而伍秉鉴给了我全部人生。”

伍秉鉴除了在美国享有慷概大方的名声，在中国也是急公好义。嘉庆年间，伍秉鉴捐金数千，在洋行会馆设立种痘局，救活婴儿甚众。道光初年，伍秉鉴捐银十万两，修筑南海、顺德两县桑园围石堤，这是珠江三角洲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后应美国传教士伯驾之邀，在广州创办眼科医院，免费治好许多中国人的眼疾，其中就包括林则徐。

当时，许多小的商行因政府不断逼迫，最终走上向洋人借款的境地，然而洋人借贷利息高，导致小商行大多倒闭，欠款也落到了十三行的头上。伍秉鉴放贷200万银元，资助濒临破产的其他行商度过难关，他还帮助那些因经营不善而触犯国法被流放的商人。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

提到香港的早期发展，则不得不说英国人创办的怡和洋行。这里的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英国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借用伍秉鉴“怡和行”的老字号在广州创办的。鸦片战争后迁往香港，成为远东最大的财阀，洋行对香港早期的发展举足轻重，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

怡和洋行创办人之一的威廉·渣甸，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成功说服了英国国会对清朝发动战争，并制定详细的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保障和政治需要，甚至军队和军舰的补给，这个计划称为“渣甸计划”，其主要目的是把香港作为贸易据点。

如今，怡和洋行在香港仍然相当活跃，仍是香港仅次于政府的最大雇主。属下子公司包括：置地、牛奶公司、文华东方酒店、怡和太平洋、怡和汽车。投资的业务包括有：建筑、地产、航运、零售、投资银行、酒店、保险等等，员工总数超过十万。

香港的一些地标也仍以怡和洋行及其创办人命名：如渣甸山、怡和街、渣甸街、渣甸坊、勿地臣街、怡和大厦和怡和午炮。

捐资救国，身死家败。

从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其最主要的业务。但是，一些伍家担保的外国商人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夹带鸦片。一方是朝廷官府，另一方是多年来贸易往来的生意伙伴，两边都得罪不起，伍秉鉴只得向清政府献出巨额的财富以求短暂的安宁。

鸦片战争爆发前期，伍秉鉴曾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鸦片问题，却未果。战争爆发后，伍秉鉴和其他行商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纵然如此，清政府仍全线溃败。

1841年5月，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清军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让行商前往调停，最终《广州和约》签订，协议中英军提出600万赔款。这600万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伊始，这些行商就被国人涂上了“汉奸”的阴影。同时，英军在得到600万赔偿后，撕毁和约扩大战争，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的签订，在战败赔款中，伍家被勒缴100万元。

1843年，伍秉鉴在心灰意冷中病逝。有历史学家统计，1801年至1843年，怡和行仅送礼、捐输和报效的银钱达1600万两。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州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而伍家的命运也如同广州十三行的衰败一样，随着伍秉鉴的去世逐渐走向没落。

伍家的后人去哪儿了？根据伍家后人伍凌立描述：“伍氏后人有的转向仕途、文人墨客、艺术人生；有的转向学习洋技科学，崇尚科技强国；有的面对外国列强侵略战争，走向投笔从戎的道路，从军救国；而有的则过着寄生性的生活，挥霍无度，几代人未干过工作，结果，终因丧失生存能力，靠变卖财产渡日；更有甚者，好逸恶劳，瞒天过海，欺诈、政治投机，缺德败家。”

很可惜，中国难有百年的家族企业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多半是封建王权所导致的。伍秉鉴在晚年时，曾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