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时秦已经灭亡上百年了的很多事情是不是编造的？

观点一

司马迁写史记时秦已经灭亡上百年，他记录的事情怎样才能保证真实可信？提出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

举一个例子，便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荆轲刺秦王是众所周知的英雄故事。

燕太子丹也曾被作为人质送到秦国，受到苛暴待遇，他逃出秦国后，立志报仇，因此欲请荆轲行刺秦王，荆轲慨然允诺，就在易县的易水河边，燕太子丹和众宾客送荆轲赴秦行刺，但他谋刺未成，反被秦王嬴政所杀。对于荆轲这种“士为知己者死”以及刺杀暴君视死如归的义侠精神，历代文人大多赞扬备至，题咏也很多。

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怎么能确保刺秦的过程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编？就像那部著名的《英雄》一样。

荆轲刺秦故事，为何能够记录在《史记》中？

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了某个先前的战国史料。如班固《汉书·司马迁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都指出司马迁“采”、“约”《战国策》，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更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也有不少人相信，应该理解为是司马迁抄录自某种与《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战国文献。

可见，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据可查。

此外，在《史记、刺客列传》结尾，司马迁记录了另一个依据，他亲自听过。

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意思是司马迁听到了极为可信的当事人转述。荆轲在刺杀秦王时，御医夏无且用他身上带着的药袋向荆轲投去，挡了一挡，事后秦王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而有两个人和夏无且是朋友，知道事件的详情，并告诉了司马迁。

可见，司马迁记录的可属第一手材料。

从荆轲刺秦这一件事的记录上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严谨，他们父子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一贯如此。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写《史记》，尽可能地去找到历史人物的朋友或者后人，听其口述，然后记载。写汉初功臣时，就去了丰邑沛县寻访，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异哉所闻！”

所以，虽然写《史记》时秦已经灭亡上百年了，但司马迁写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编造的，在那时仍有各种形式的记录，有据可查，可惜没有流传到今日。

观点二

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文明，是因为这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化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文明集中呈现出的特点就是语言、文字、宗教、城市、工具、国家等等。所以我们主张我们的文明从夏朝开始，因为自夏时起便已经设置了史官。商周时期出土的甲骨文文字里已经明确出现相应记录文字，到周礼时政府已经拥有五史官职。史官的职务就是管理文书、记录时事。文明衍生出的国家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政权，就必然需要文字记录和管理所发生的事，这些所记录并保存下来的文献经过后世史官的系统性搜集、整理和浓缩并编撰形成史书。这不是口口相传，如果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口口相传的史说，那就不能称呼这样算是文明了。

史记是史书的一种展现形态，古人要宣传皇权神授，为他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基础拥护和崇拜，所以会记录自己的母亲踩了巨人脚印而后生了自己，这种方式中西均是如此，很正常。看了这些就全盘否定史记，是因为你诞生在现在这个时代，而这些宣传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有必要的，没有这些宣传，统治者就不会具有神认可自己合法统治国家的权利。

史记的真实性其实很难质疑了，比如司马迁距离商朝第一代君王上甲微时间差距有1700年，但史记里记录的商朝的世系除了漏记了祖己和搞错了几位的即位顺序外，所有记载均与当代出土的甲骨文辨认出来的商朝世系相同。至于用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差别来全盘否定史记，这就是典型的无知和可笑了。竹书纪年只是典型的出土文献，且还只是战国时魏国史官记录的文献，而史记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传世文献，很可能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也有参考过竹书纪年，但最终形成的是史记，这两者是有巨大区别的，毕竟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而竹书纪年只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史官编撰的文献。我们不能用地方志推翻正史，这个逻辑可以理解吗？当然，这不影响我们对比二者，交叉验证二者，史记也是这样千百年来被历代史官验证、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