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回到宋朝生活该有多好，宋朝到底毁在谁手上？（宋朝毁灭因房地产泡沫而起，社会矛盾加剧导致大崩盘）

宋朝毁在宋徽宗手上。

他在位时，把一个盛世搞成了亡国。

说起宋徽宗，我们都知道那是个有名的昏君，因为他只顾享乐，不理朝政，才发生了靖康之变，都城汴梁被金兵攻占，北宋因此亡了国。

这个形象，一直是历史灌输给我们的，很多历史电视剧呈现的宋徽宗，也是吃喝玩乐的主。

尤其是水浒传里，宋徽宗不仅自己昏，身边的一群大臣还奸得不要不要的。

当然，作为亡国之君，地真不好洗，哪怕你像崇祯那样兢兢业业，国没了就是没了，做啥都是错的。

但历史，并不都是非黑即白，今天我们就理性地唠唠，宋徽宗的皇帝活干得咋样。

宋徽宗刚登上皇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党争。

当时的党争已经恶化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严重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

所以，宋徽宗第一件事，就是要结束党争。

这里说下这党争的由来。

这得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公元1069年，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和王安石联手推动了一场变法。

当时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被称作“新党”，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被称作“旧党”。

这场变法在客观上扰乱了北宋的政治生态。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斗争中有一条共识，那就是不管哪一派上台，都不能搞打击报复，要容忍反对派的批评。

但王安石却破坏了这个规矩。

王安石是御赐的拗相公，谁和我意见相左，我就弄谁。

这当然不是王安石的道德问题，而是王安石出于所谓大义的考量——我的变法是为了富国民强，谁挡我，谁就于国于民不利，所以我代表国家和人民消灭你。

新法出台以后，司马光等人表示反对，王安石就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把反对派统统赶出京城。

这种行为打破了先前的共识，所以当旧党上台后，新党就又被统统赶出京城，两派互相争斗，乐此不疲。

至此，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党争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1100年，18岁的赵佶继位，即宋徽宗。

新皇帝决心终结新旧两党的党争，他的想法是在两党之间搞平衡，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即位第二年，把年号改为“建中靖国”，意思是在两党中保持中立，联合两党，恢复国家的安定团结。

但树大根深的旧党可不听皇帝的，在朝堂上依旧不遗余力地攻击新党。

宋徽宗被旧党弄得不胜其烦，意识到联合政府的想法并不现实。

这样宋徽宗就面临着一个选择，选哪一派共治天下。

旧党和新党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旧党比较看重道德，喜欢说一些大话、空话；

新党却比较看重具体的行政事务。

旧党喜欢批评皇帝；

新党却相对比较听皇帝的话。

旧党和新党之间的这种区别背后有着很深的背景。

旧党的家族大多在乡村拥有大片土地，属于既得利益集团；而新党依靠王安石变法的机会才得以上位，属于政治新秀。

为什么旧党那么不待见新党？

那就是因为新党的改革触动的不仅是旧党在朝廷的利益，还动了旧党家族在民间的财路，你说旧党能不跟你死磕么。

宋神宗在位时，旧党中有一位元老名叫文彦博，宋神宗有一次对他说：新法对士大夫或许是有些不利，但对于百姓又有什么不利呢？

文彦博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和我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啊！

言下之意是说，你要是得罪了士大夫，那你的皇位是坐不稳的。

把两党的背景摸清了，只要宋徽宗不傻，都会选新党做自己的合伙人。

重用新党，成了宋徽宗的既定政策。

首先是更改年号。刚才说到，宋徽宗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其实只用了一年，随后就改成了“崇宁”。

这个年号是有讲究的，宋神宗的年号是“熙宁”，崇宁的意思就是推崇宋神宗的政策。

换句话说，就是推崇王安石的新法。

宋徽宗改变策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任命蔡京当宰相。

当时的宰相是旧党的人，宋徽宗决心与旧党决裂，选一个新党的人当宰相，他选择了蔡京。

为什么是蔡京？

蔡京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好，《水浒传》里的蔡京，那可是奸臣的代表。

其实，真实的蔡京要比这复杂得多，他在行政管理方面很有才能，尤其擅长理财。

刚刚当上宰相，他就着手改善国家财政，在浙江杭州和福建明州地区设置了市舶司，对贸易船只收取关税。

他还重新丈量了土地，并收取土地税。

蔡京担任宰相的第二年，宋朝政府就消灭了财政赤字。

在行政能力方面，蔡京还是杠杠的。

同时，蔡京还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制度，比如他建立了“居养院”，收留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以及孤儿、残疾人等等。

他还建立了“安济坊”，专门治疗没钱看病的人。

说白了，就是福利院加免费医疗，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而这福利社会的背后，当然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可以说以蔡京为首的内阁，还是做到了用之于民、用之于民。

按这样说，蔡京是大大的一代名相了。

非也，作为新党，蔡京利用相权对旧党也是极力打压，排斥异己这顶帽子，蔡京是摘不掉的。

上面提到，宋徽宗的治国能力，还是不错的嘛。

先搞联合政府，想消除两党之争，后来发现不行，马上调整政策，启用有才能的蔡京为相，财政消除了赤字，也建立了一个福利社会。

宋徽宗也没说不理朝政啊。

你可能说了，宋徽宗玩物丧志这事，没法洗吧。

宋徽宗非常热爱园林艺术，为了建园林而搜罗的“花石纲”，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江南的方腊起义，起因就是花石纲让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只能起来造反。

还有宋徽宗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也是非常痴迷。

宋徽宗曾经编过一套书法作品的收藏目录，叫作《宣和书谱》，里面收录了很多皇帝的书法作品，比如唐太宗、唐玄宗以及宋太宗、宋真宗。

宋徽宗还称赞唐太宗和唐玄宗在当时资助了一大批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他并不认为皇帝和书法家这两种身份有什么冲突，相反，皇帝推动书法的进步，这体现了对文化的尊重，恰恰是一个皇帝负责任的表现。

公元1104年，宋徽宗下令在学校教育里面增加“画学”这个科目，专门培养画家。

他还在京城汴梁举行绘画考试，考中了就可以录入翰林图画院，成为官员。

如果把他的这种做法放到人类历史当中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更大的意义。

在欧洲中世纪，美第奇家族统治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他们也曾对艺术进行大力扶持，著名的艺术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都受到过这个家族的赞助。

美第奇家族还把一座郊区别墅改造为培养年轻艺术家的学校，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了他的早期艺术生涯。

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的孵化器。

宋徽宗的做法和美第奇家族非常相似，中国的艺术也确实在宋代达到了高峰，一些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如果北宋不亡，宋徽宗建的园林里养着的那些天才艺术家们，会不会带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呢？

这些园林书画，到底是宋徽宗的玩物丧志，还是高瞻远瞩呢？

历史没有如果，没有给宋徽宗申辩的机会。

靖康之难后，宋朝的老百姓和大臣，其实并没有归罪徽宗和钦宗，不然南宋中兴四将就不会打着“迎回二圣”的旗号，要是这两位皇帝不得人心，你打他俩的旗号，谁给你卖命？

可见，宋徽宗的昏君的形象，其实是从南宋之后才开始形成的。

南宋初年，旧党得势，因为江山是在新党执政时丢了，新党也没脸去争，所以朝廷上出现了批斗新党的热潮。

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就被打成了奸臣佞吏。

旧党在南宋秉持的思想是程朱理学，理学的特点就是保守，而启用新党的宋徽宗，自然不被他们待见。

加上传统儒家一向将节俭视为美德，作为皇帝更应该带头节俭。

而宋徽宗大兴土木建园林、搞书画艺术，在传统儒家看来就是浪费钱财不务正业的做法，旧党得势后，当然也会批判一番。

写于元朝的《宋史》，里面专门设了一个《奸臣列传》，把蔡京也列了进去。

《宋史》还把宋徽宗也写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昏君，给他的评语是：宋徽宗什么事都做得好，就是不会做皇帝。

宋徽宗就这样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

甚至到了明代后期，内阁首辅张居正还把宋徽宗列成了反面典型。

他编写了一本叫《帝鉴图说》的教科书，供只有十岁的万历皇帝阅读。

这本书里讲的都是古代帝王的故事，其中就提到宋徽宗痴迷道教、艺术，耽误国事，警告小皇帝不要学他。

张居正的这本书很受欢迎，曾经多次修订，这使宋徽宗的形象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于是，我们心目中的宋徽宗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宋徽宗即位以后，试图终结新旧两党之间的党争，他在建立联合政府的企图失败之后，选择任用新党，压制旧党。

在新党代表人物蔡京的带领下，国家的财政和民生都得到明显改善。

但旧党得势后，掀起了批判新党的浪潮，而作为新党的支持者，宋徽宗也不会得到什么好话。

旧党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在理学价值观指导下的《宋史》则直接把宋徽宗全盘否定，于是，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宋徽宗对艺术的追求也得罪了儒家士大夫，被扣上玩物丧志的帽子。

而宋徽宗的一切成就，都毁于“靖康之难”，没有这场战事，后世对他的评价，可能会截然相反。

靖康之难有多恼火？

想起一句话回答：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宋徽宗和李煜都算是皇帝里的艺术家。大抵印象便是花鸟传世，一笔瘦金体算是独步天下。爱好广泛，譬如一再进入大家视野的花石纲。

而艺术的特点是什么呢？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特别花钱。宋徽宗是帝王级别的艺术家，同样的，他更是帝王级别的花钱能手。当各种搜刮财富的办法出炉后，剧烈的通货膨胀如期而至。剧烈的通货膨胀带来了滔天民怨，那么民怨沸腾的应对办法是什么呢？宋徽宗毅然用了一个很多王朝都会才有的方法：“利用对外矛盾来化解民意”，那就是在连评书里都会经常被提到的“收复燕云十六州。”

“归入契丹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的幽州地区，以及太行山以西和雁门关以北的云州地区。幽州地区的州县有幽州、蓟州、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顺州，由于位于燕山以南，又称“山前诸州”。雁门关以北的州有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和蔚州，这些州又称为“山后诸州”。两地加起来一共十六州，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来历。”

在这样一个伟光正的口号下，宋徽宗终于以一己之力将大宋推入了泥沼。

不论是联金抗辽还是联辽抗金上，出卖队友的并非是概念里的辽金蛮夷，恰恰是这个文治武功自诩风流的道君皇帝。

回到北宋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赵煦英年早逝，宰相章惇曾在挑选皇位继承人说过这样的话：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事实证明，这位高颜值，文艺值满点的端王的确不可君天下，但是代价之大恐怕是连章惇都料想不到的。

事实上景德元年签订（公元1004）签订的檀渊之盟并非我们想像的丧权辱国条约，这个所费岁币不到年收入百分之一的条约，带来了上百年的和平。也正是这段长达百年的和平，北宋的长足发展才得以变成现实。如果说这个条约带来的真正危害，倒是辽国军队因此逐渐汉化，一个更加强悍的民族终于开始崛起。这只阿骨打带领的二千五百人，无论对辽还是对宋，“从肘腋之患变成了心腹大患”。

首先，宋徽宗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宋徽宗1100年2月即位，1125年年底金兵大举进犯时传位给宋钦宗。当时，契丹人建立的辽国逐渐衰落，女真人完颜阿骨打的势力逐渐崛起。完颜阿骨打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对辽国的战役中，金军势如破竹，频频奏凯；而辽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

此时，宦官童贯掌握了北宋的军事大权，他在做监军时，帮助宋军在西北打了几次胜仗。宋徽宗和他的大臣们一直对于燕云十六州落于辽国之手心有不甘,于是联系完颜阿骨打结盟，一起进攻辽国。

应该说，联金灭辽这一巨大的战略失误，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宋金辽三国中，金国军事实力最强，辽国次之，北宋再次之。此时的局面，与三国时代颇为相似。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策略，上策是坐山观虎斗，让金辽相争，发展壮大自己军事实力，以图渔翁得利。中策是联合辽国抗击势头正猛的金国，以图保全自己。但北宋采取的却是下策：联金抗辽。

这一重大的战略失误，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双方对辽国的进攻中，金兵攻无不克，而宋军则在辽军面前不堪一击。辽国降宋的郭药师攻入燕京后得而复失，童贯等人只得请求金兵攻占燕京。结果，为了收复燕京，不得不忍受金人不断加码的敲诈勒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此过程中，让金兵看穿了宋军的无能和不堪一击。

其次，考虑不周，心存侥幸。宋徽宗君臣一厢情愿，只想着收复燕云十六州，完全没有考虑到联金灭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并组织强大的防御体系。可以想见，无论是金国消灭辽国，还是辽国击败金国，对于孱弱的北宋而言，胜出者都是强大的敌人，都必须严加防范。

第三，宋徽宗君臣不知己不知彼，轻启战事，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以军事实力而论，宋朝军队战斗力极差，与辽国军作战历来都是败多胜少，而女真军队的实力犹在辽军之上。可以说，宋徽宗君臣是以最弱的军事实力，奢望谋求最有利的后果。无论是宋徽宗的个人才干，还是北宋军队的实力，都不足以支持他与金、辽发动战争，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雄心。在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面前，只能“徽宗妙计安天下，赔了金钱又折兵”。前朝对北方民族作战败多胜少，“澶渊之盟”的经历并没有让宋徽宗及其君臣在军事实力上形成清醒的认知，相反，赵佶雄心勃勃，企图完成先辈皇帝没有实现的心愿。

第四，北宋缺乏一以贯之的外交战略，在战与和两端摇摆。北宋君臣在外交上没有原则，也没有长远的外交考量，在战与和之间反复无常，明知军事实力不如金军，但又要谋取更多的利益，背弃与金国签署的盟约。最后授金国以柄，丧失了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行动没有为自己构筑防御体系赢得喘息的时间。

第五，在军事上用人疑人，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种师道饱受掣肘，缺乏必要的权力和基本的作战资源，如最基本的粮草等等。这使得他们在作战中无法自主，缚手缚脚，极其被动。

凭借军事力量上的优势，金军对北宋敲骨吸髓，榨干了北宋首都汴京的金银：第一次围首都汴京，一共搜刮金五十一万七千余两，银一千四百三十万二千余两，表缎等四十余万匹。金军对于金银的渴望甚至促使他们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皇子和帝姬的墓葬都刨开，将殉葬品洗劫一空……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四，北宋首都汴京再度被围。第二次汴京围城期间，开封府一共向金军供奉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两、银七百七十二万两，大概是上一次被围的一半左右，于是，为了弥补这个缺口的便是女人。“根据宋金协议，北宋需要将八千女人送入金军营地”。这个数字最后凑了四万九千五百二十锭黄金（帝妃五人、王妃、帝姬、公主四十六人）；其余还有一万一千五百零六名妇女被皇帝卖给了金人，一共换回来黄金六十万七千七百锭，银两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最终，还掳掠了几千名妇女到北方，宋钦宗被废黜，和宋徽宗一起成为俘虏，被押到北方。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失去自由的囚徒，个中滋味，惟其自知。

宋朝毁灭因房地产泡沫而起，社会矛盾加剧导致大崩盘

要说宋朝毁到谁的手里，我觉得不应该是某个人，而是一件商品，那就是房地产。

宋朝有没有房地产？有，当然有，而且是历史上最贵的朝代，那不是一般人能买的起的。

据资料记载，宋朝的大诗人苏轼，终其一生，也就是在京师的外环买了一个房子，而且还是在晚年，也就是说从大学毕业到工作，最后退休了，拿着一生的积蓄还有养老金，勉强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那宋朝的房子到底有多贵？

　　一幅《清明上河图》勾画出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繁华富庶，作为那时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国际都市，开封的房价那也是绝对NO,1，其房价之高那绝对是惊人的。

据载，御史中丞翁彦国曾经说过一句话：“京师纵得价钱，何处买地？”意思就是宋朝开封的土地也是和我们现在北京上海，一样的是寸土寸金，而且有价无市，说不定还和现在一样“竞标”，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地王”这个说法。

在宋徽宗时期，开封一栋普通住宅房价大概在 9000 贯左右，而在唐代却仅仅需要3000惯左右，相差两倍这个样子。按照北宋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核算的话，大概9000惯相当于现代的人民币150 万元。

但是这个，150万也是要看在啥时候的。到底这个价格高不高，我们来看下当时的收入情况。

宋朝的名人欧阳修，从二十一岁做“北漂”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做到了副局级官员。但是对于副局级，买房只子虽说有点压力，但是还可以买的，150万分期也可以买到，但是他买不起。在他写诗回忆起自己在京漂的生涯中，描述“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写尽了悲惨，真实往事不堪回首，可见他的工资可不能和现在比。

再看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一家为官，但是想在开封买一个房子，那也是难上加难，最终还是在西郊租房。

在宋太宗时期，有一个诗人王禹偁，就用一句话描述了开封房地产的昂贵程度：“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而大学士朱熹在说到北宋开封房价时也说：“且如祖宗朝，虽宰执亦是赁屋。”看看，就是宰相一级的官员都有在开封租房的！9000 贯的房价，对于官员来说都是难上加难，对于普通的宋朝百姓来说，更是天文数字。

据洪迈《夷坚丙志》载，“一个没有技术的农民出外打工，每月能挣900 文，还不到一贯钱”。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篇》载，宋太祖“绫锦院”的熟练工人每月工资两大约贯铜钱，这还是国企哦！

在《欧阳修全集》的第 153 卷，当中收录了一封信，是欧阳修写给大儿子欧阳发的，其中就提到欧阳修家里雇的几个男仆的薪资问题，给的标准就是每人每月 5 贯铜钱。

拿放假9000贯来算的话，欧阳修家的一个男仆，不吃不喝靠一年是60贯，要买一套房，大概是需要150年。这个已经算是白领了。而作为金蓝领的绫锦院女工不吃不喝的话，大概需要四百年才能在开封买一套房子；如果是农民工话，，不吃不喝那也要八百年才能买得起！

按照我们现代人民币换算的，就拿一个白领的工资计算，在深圳买一套房，要花150年，就算年收入在10万左右，差不多当时的房价等同于现在的1500万。

所以说宋朝毁灭，不是谁毁灭的，也许是房价太高，全国大众对于房地产来说，都是穷人，贫富差异太大，社会矛盾加剧，导致大崩盘。

鉴于这情况，还是不回去的好，回到宋朝赶上房地产崩盘就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