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什么要实行“无为而治”，实行无为而治的汉文帝真无为吗

汉文帝实行“无为而治”，是客观历史环境决定的：一是汉初尚未形成长期占有思想领域的治国理念；二是西汉开国以来“黄老思想”的影响；三是汉初客观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

不过，“无为而治”不等于“不作为”，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作为，不搞脱离现实条件的活动，将所有精力放在经济复苏。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不搞政治运动，不搞经济干预，以宽松的政策，调动自然规律的修复能力，促进生产力快速提升。

采取何种治国理念，说到底是思想文化与现实条件结合的产物。历史上出现太多的“复古主义”，其实就是不顾现实条件的盲目复制。汉文帝实行“无为而治”既有传统思想沉淀的历史渊源，更有现实环境的制约条件所决定。

1.汉初尚未形成长期占有思想领域的治国理念

在儒家思想成为统领帝制文化的唯一思想之前，中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治国理念的探索期。秦朝之前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理念，随着秦王朝的覆灭，汉初出现了对法家思想的集体批判，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将法家打入了“永不起复”的一类。

在董仲舒的新儒学出炉之前，儒家思想其实一直处于末流的尴尬地位，墨家思想明显的缺陷，注定不可能登堂入室。将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相结合的“黄老之学”，就是在治国理念真空的条件下，获得了统治阶级的意外垂青。

2.“无为而治”来源于汉初主流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是百家争鸣后期的一个学术支派，它将个人修行与经事治国相结合，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

与纯粹的道家“无为而治”不同，黄老之学杂合了百家之学的治世之术，将数术、方技、兵发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有所为”的“无为而治”思想体系。

汉帝国建立之初，对法家过度作为的批判，必然导致思想的一次急转弯，“无为而治”就是在这个现实环境下破茧而出的。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是对汉初高祖、惠帝时期“黄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汉初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与“无为而治”的匹配

西汉立国之初，天下刚刚经历了一场人口大灭绝式的战争，国家经济极其孱弱。即便法家思想不受到批判，它的严苛与繁杂，也肯定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在这种条件下，偏向于简约化的思想就应运而生。比如，刘邦入主关中后，就颁布了“约法三章”。很多人质疑约法三章的可行性，是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下，约法三十章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对政权更迭，治安混乱，人心离散的状态下，这三章就能解决最主要的矛盾。

“约法三章”体现的就是“无为而治”的一个基本思想：简约，不折腾，恢复自然状态！

吕后掌权期间的黄老治国，已经体现出它对国力恢复的正面价值。汉文帝时期，汉帝国虽然经济条件有所提高，但是大环境依然没有改变，沿袭“无为而治”成为必然。

“无为而治”不等于道家的“不作为”，它体现的是自然规律的能动性，在经事治国中的借鉴意义，是对“为”的对象做了符合现实的界定，范围之内要有所为，范围之外，要“无所为”。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层面：重“守”轻“更”

在制度建设层面，“无为而治”注重对成法旧制的“守”，不主张轻易“变更”。我们知道，制度的变更，往往是随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汉初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没有环境巨变的空间，恪守旧制，遵循旧法，不让老百姓在变更中无所适从，就是最实用的制度。

2.法律层面：重“法”轻“罚”

重“法”就是注重法律的严肃性，严格执法，轻“罚”，就是注重量刑的宽松，体现仁爱的治国思想。

这一点在汉文帝本人身上，表现很突出，比如薄昭犯罪，他不顾母亲反对，毅然决然地逼死了自己最亲近的人。但是另一面，他又废除了“肉刑”等不仁道的法律条文，还留下了“缇萦救父”的佳话。

3.礼制层面：重“简”轻“繁”

汉文帝对古代的礼制文化，表现得非常“轻慢”，跟儒家的礼法相去甚远。汉文帝主张礼从简，反对繁文缛节。

说不清汉文帝是骨子里反对礼制，还是现实条件的限制，必须提倡“简化”，反正汉文帝一生丝毫没有皇家的“气派”，仿佛自己就是部落首领，一个卷起裤脚跟大伙下地的联盟长。

4.租役层面：重“薄”轻“苛”

少征赋税，少发徭役，将租赋降到封建王朝的最低点三十分之一的水平，改徭役为三年一征。跟“简”与“繁”一样，“苛”比“薄”更具存在感，其实“简”与“薄”才是更难的“有位”。

5.经济层面：重“宽”轻“管”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明显。有几项对经济推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无为”之举，比如废弃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民间随便铸；开放民间开采矿产；开放山川水泽的管制权；连盐铁这类，几乎所有王朝都会管控的经济领域，都对民间开放。

似乎，汉文帝彻底“不作为”，放弃了政府该有的管理职能，但是正是这些不作为，有效地调动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扶苏作用非常明显。

6.风俗层面：重“俭”轻“奢”

简朴之风的倡导，是黄老之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汉文帝倡导简朴风尚，对自己做到了苛刻的程度。为了防止奢侈之风，汉文帝砍掉了一批工程建设，这种不作为，除了直接带来政府支出的减少，更带来社会风化的改善。

7.军事层面：重“和”轻“武”

军事开支是一个政权的最大支出项目之一，汉文帝为了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在对匈政策上，延续了汉初的和亲局面，虽然屡遭入侵，也尽量以克制的状态维持局面。

8.政治层面：重“稳”轻“改”

在政治生态中，汉文帝力求稳，避免政策变化带来的不安定因素。最突出的就是针对诸侯国的问题，包括贾谊和晁错在内，都提出了削夺诸侯王权限的政治主张，但是汉文帝为了政治稳定，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

汉文帝曾经对晁错和贾谊的主张大加赞赏，但是终其一生都没有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在拖延了十年之后，才开始执行。表面上看，汉文帝是不作为，其实都是为了谋求经济发展，政治求稳定，不能急于改革。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是“文景之治”的政治基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让黄老思想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无为而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积极意义：

1.缓和政治矛盾，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汉文帝即位之初，平定诸吕的后遗症对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其实很大。但是汉文帝以“不作为”的姿态，确保政治稳定，甚至不断放宽对诸侯王国的经济政策，不光维护了安定的局面，还发挥了诸侯国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对缓和中央政府与侯国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给经济发展松绑，为生产力大发展奠定基础

“文景之治”的最大成果就是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大幅提升。宽松的经济政策，表面上看，削弱了政府的存在感，却实实在在地发挥了经济的自然修复能力。

汉文帝时期的经济，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藏富于民！这一点，跟他的孙子汉武帝完全不一样，事实证明，汉文帝的“无为”恰恰就是大有为。

3.变革社会风气，缓和阶级矛盾促进民生改善

除此而外，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在缓和统治阶级与民众矛盾，改良社会风气等方面，还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隐患：

1.诸侯国势力的坐大

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带来的最大一条危害就是诸侯王国势力的疯长。诸侯国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垄断了帝国优势经济条件，形成诸侯王富得流油，而中央财政却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

同时，由于在政治方面追求平稳，诸侯王出现对中央政府阴奉阳违的行为，甚至连朝拜这种正常的礼节都不顾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给日后的藩王之乱，埋下了隐患！

2.助长匈奴人的气焰

汉文帝在位期间，匈奴人一边享受汉帝国的奉养，一边屡屡犯境，多次突破汉军防线，劫略百姓，抢夺人口，甚至一度威胁到京师长安的安全。

汉文帝坚守的和亲政策，在保证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边境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3.成为后世改革的阻碍

当一个治国理念形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时代前进步伐的对立面，几乎不可避免。文景之治后，西汉的环境开始复杂化，“无为而治”显然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了，但是保守势力依旧坚守黄老，恪守“无为而治”，给汉武帝更化改制带来阻力。

汉文帝时期实施“无为而治”：既符合历史条件，又促进经济复苏

总的来说，汉文帝时期实施“无为而治”的方针是客观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汉朝初年还没有形成像秦朝时法家思想那样的长期占有思想领域的治国理念，并且汉朝在建立初期就一直深受“黄老学说”的影响，其次，汉朝初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也是决定汉文帝实施无为而治的重要原因。

但是“无为而治”并不等于“不作为”，汉文帝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实施“无为而治”的时候，在立足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迅速地促进了经济复苏，简单来说就是不搞政治运动，不进行经济干预，以宽松的政策调动市场促进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一种治国方略实施的原因，总的来说，是思想文化条件和社会现实条件的结合，汉文帝时期“无为而治”的思想，既有过去的历史渊源，更适应了当时的现实社会环境。

（一）汉文帝时期的社会思想原因

在中国古代史上，大部分的朝代都是将儒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在儒学思想之前，封建王朝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治国思想探索，汉朝时法家思想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思想，随着秦王朝的覆灭，汉朝统治者对于法家思想进行了集体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贾谊的《过秦论》了。这篇文章的问世，意味着法家思想在统治理念中的永不起复。

而墨家思想，本身就有着致命的缺点，墨家所主张兼爱、非攻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没有用的，在这个思想下统治阶级很难通过武装扩张来扩大自己的疆域面积，这也就意味着过去分裂的王朝永远不能被统一。

另外，尚同、节俭、非命等思想，更是抨击了封建贵族的奢侈浪费，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中所崇尚的厚葬礼仪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该像古代大禹那样过着清廉的生活，这种思想显然与统治者的利益产生了冲突，是不可能被统治者所接受的。

汉文帝时期，董仲舒还没有提出“新儒学”，在这之前儒学思想也处于各种学说末流的尴尬地位也很难登堂入室。

此时，将皇帝之学与老子的道家思想所结合的“黄老之学”，在当时那种治国理念真空的条件下，获得了统治者的垂青。

（二）“无为而治”来源汉初主流的“黄老思想”

“黄老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后期的一个学术流派，这种学派，将皇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相互结合，有着丰富的理论性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这个特性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黄老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普遍存在于理论主义高度的状况下，第一个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思想。“黄老道家”认为“道生法"，这种思想既解决法律本身的合法性又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

在"黄老学术"中，强调因天循道，清静无为，君抑臣劳，休养生息这一系列政治主张，强调人民发展自组织，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学的精华。

汉高祖在建国初期对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度的批判，这也就意味着过去的思想必然要发生极大的变革。“黄老学说”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破茧而出的，而汉文帝时的“无为而治”是对汉高祖汉惠帝黄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汉朝初年特殊的经济条件与社会背景

西汉初年，刚刚经过了战争，国家经济无疑极其的孱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严苛繁杂的法家思想必然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

为改变这种社会环境，必然要选择简约、直接的思想。刘邦在入主关中之后，颁布了《约法三章》，虽然当时在关中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约法三章》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是面对政权更迭，社会混乱，人心离散的情况，《约法三章》已经足够解决当时平民百姓对于新政府的敌视态度了。

吕后掌权时期，“黄老学说”已经展现了对于国力恢复的价值，汉文帝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虽然有所提高，但整个社会大环境依然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延续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是历史的必然。

“无为而治”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作为，而是指发挥自然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规律的能动性。在这里为指的是“干预”，“无为而治”在具体实施时对于所干预的对象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在范围之内要有所干预，而范围之外则减少干预。

（一）制度方面

在制度建设上，汉文帝主张遵守旧法制而不轻易进行变更，我们知道制度的变革往往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而进行变革的，但是西汉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后，几乎没有进行环境巨大变革的空间，遵循旧制度，可以不让百姓在制度变革中无所适从，可以说这种无为的政治制度是当时最实用的制度。

（二）法律方面

无为而治，在法律方面的体现是仁爱的治国思想，汉文帝时期，严格执法，轻缓惩罚。 这种法律意识和秦朝时的严刑峻法有着很重要的区别，这是因为西汉时期社会劳动力比较少，严刑峻法必然会导致这种社会问题加剧，而注重刑法的宽松则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局面，汉文帝时期，曾将很多过于残酷的法律惩罚制度进行了改变和废除。

（三）礼法制度

汉文帝对于古代繁琐的礼制文化并不认同，他主张全面从简，反对过去的繁文辱节，虽然是皇帝，但是他所居住的皇宫，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丝毫没有过去皇家的气派，可以说是十分节俭了。

（四）赋税制度

汉文帝时期的赋税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最低点，相比于秦朝时期的“泰半之赋”来说，西汉时期的赋税只有三十分之一，徭役也只是三年一征。

（五）经济制度

“无为而治”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当时所推出的几项经济政策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比如说废弃了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开放了民间的开采矿产的权利，甚至连盐铁领域都对民间商人开放。

看似放弃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职能，但正是这些“不作为”才有效调动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复苏。

（六）军事制度

很多封建王朝的军事开支都是政府财政开支的最大项目之一，汉文帝时期为了弥补当时国家财政的不足，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虽然之后曾经屡次遭遇匈奴来犯，但基本上维持了两国的和平局面。

（七）政治制度

在整个政治环境中，汉文帝力求政局平稳，尽量减少国家政策，对于整个政治环境带来的不稳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针对诸侯国的问题，虽然很多大臣都提出了削弱诸侯权限的政治主张，但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汉文帝一直都采取克制的态度，众所周知，汉朝时的诸侯王的待遇是最为优厚的。

表面来看，汉文帝的这种政治态度是“不作为”，但其实是为了谋求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所必须实施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