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闯关东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富裕的南方，而去了严寒之地？

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等人口迁移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受到政府政策导向影响的，不是山东人喜欢苦寒之地，而是在有清一朝的人口引进和流放中，山东人皆是被动的导向了东北地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山东人“占领”东北的奇特现象。而特定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政府政策驱动，也推动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山东人，在遇到天灾人祸时选择闯关东，而不是闯江南。

满清一朝由顺治时期开始入关，这个关指的就是山海关，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函谷关不同，函谷关之关东是针对关中地区而言。而山海关则是划分中原与东北游牧民族的界限，是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由徐达亲自督建的防御堡垒。也正是在明朝时期，关外的辽东地区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山东府管辖，到了满清入关才将辽东地区播离山东，毕竟那是满人的龙兴之地。

清军入关是在1644年，明将吴三桂引清军从山海关进入中原，随即就是明朝的灭亡和满蒙贵族的大肆南下，这也导致了关东地区的人员空虚，加之入关农耕地区之后的触动，顺治帝开始了导向性的人口迁移，将关内人口导向东北地区，旨在开发东北，聚集满清龙兴人气。顺治帝的第一步是设立辽阳府实行行政管辖；第二步便是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应招的官民。这一条例从官员的提拔到应招平民的优待政策，都体现了清政府满满的诚意，反应出清统治者复兴龙兴之地的强烈愿望。此条例一出，关内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人口纷纷出关，涌入大辽河右岸开荒“抢地”。

顺治的这一人口转移一方面是因为东北的人口流失严重，迫切需要改变有地无人的局面；另一方面是要维护入关满人的切身利益，满清入关以后，于京畿周围省份大肆圈地，因此在黄河流域出现一大批汉族无地流民，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无益于清朝统治，故满人入关、汉人出关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事实上从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引导人口迁移，至康熙初年，辽东地区的人丁田亩皆明显增加，以至“地利大辟，户益繁息”的局面，这是清初人口迁移政策的一大成就。

招募至辽东的移民多为贫苦农民，或因满清土地兼并失去衣食来源，或因战乱妻离子散，所以迁往辽东多为本本分分欲求谋生，这批人在满蒙异族的欺负下逐步站稳了脚跟。与此类出关者不同的是另一类，即以山东地区为主的流放罪犯，说是罪犯，其实就是奴性不强烈的彪悍平民，这部分人在历史上称“流人”。这两部分人的结合就成为汉人发展壮大的基础，其中山东人凭着坚韧的意志，满人和当地人不干的活他们都干，故而也对土著满人或者说旗人产生较大影响，这不止是在资源开发领域，甚至出现了汉人风俗习惯占据了上风，用现在的话说叫文化入侵。

时至康熙亲政，南明小朝廷已相继覆灭，满汉矛盾有所缓和，中原地区社会生产趋于正常，辽东开垦辅助内地的重要性不再突出。与此同时，三藩问题相对棘手，康熙主张南藩北调，即将三藩部众调往北部地区，因三藩首领都是辽东人士，故而调入辽东最为现实，所以康熙亲政以后改变了招垦策略，以免日后辽东无地安插三藩部众，故在康熙六年（1667年），以维护东北固有风俗、保护八旗生计为由废除招垦授官条例，并严格限制流民出关，这就是康熙一朝开始制定下的关东禁封政策，这一禁就是近200年。

广义上的闯关东就是指顺治入关到清末民初的人口迁移，大批流民进入东北这个地广人稀的肥沃土地开荒生存。而实际上在康熙之前的人口迁移皆是带有政府政策导向的，是清政府有规划的生产力迁移，这个时期说成闯，更多的是包含着汉民到达东北之后的艰辛创业。特别是文化冲突带来的“土客”矛盾，语言不通、习俗差异造成的仇视与欺凌。应招前往辽东的汉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并通过开垦荒地制下家业，逐渐生根发芽，这些成功的经验成为源源不断的关内人企图闯出山海关的外在原因。

清政府为了控制汉人出关至龙兴之地，便在满境分段修建了千余公里的“柳条边”篱笆墙，也就是俗称的“东北长城”。这一工程至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部称为“新边”，“边里人”、“边外人”就成为清朝时期的满汉之分。时至乾隆时期，清政府加大了对汉人出关的控制，实行“封禁东北”计划，其中规定了山海关出入之人的资格审查；严禁商船携载多人；稽查保甲宜严；奉天空闲田地宜专令旗人垦种，民人禁止开垦；严禁凿山；严惩偷挖人参；此前移居奉天半年以上流民可以入当地民籍，不愿入籍和无业者一律遣返回籍。

不得不说乾隆的封禁其实是断了后来者的求生之路，汉民入东北者除了开荒就是“抬参”，淘金，这种封禁东北的政策属实是断了后来者赴东北的内心驱动。也正是如此，清朝至乾隆开始对东北疆域的控制衰减，以至日本、沙俄相继进入库页岛，埋下了北疆后患。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沙俄趁机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强迫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便是封禁东北带来的恶果。因此清政府在同年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部分解除对闯关东的禁令，实行开禁放垦的政策，鼓励移民实边，这是清政府的又一次人口迁移导向。

这一次由清政府主导的充实边境的人口迁移仍然不可谓之闯关东，此次人口迁移尚且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流动。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旱灾，从而引起大规模的饥荒，这场饥荒波及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五省，受灾人口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史称“丁戊奇荒”。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之为“二百年未有之灾”。这两千万的逃亡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顾封禁条例的约束，直接闯出了山海关，这便是狭义上的闯关东。

山东灾民选择向东北流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东北流民的“成功经验”，他们的流动不仅需要解决当下的温饱问题，更要考虑长久的生计问题；二是山东距离东北更近，距离江南更远，本就是饥民，山东从水上和陆上都能较快到达东北，舍近求远不符合逻辑；三是清政府的救灾策略导向，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丁戊奇荒的赈灾工作其实并非由清政府承担，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财政拮据。反而是民间组织的赈灾成为当时的主要力量，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清政府的腐败。清政府在赈灾时的主导思想并非人命关天，而是防止民变，所以清政府提出的“防流”思想凌驾于“救死”之上，因为在其看来，历史上的饥荒流民往往都是重大暴乱的诱发因素，所以不管是清政府也好，民间富绅也罢，甚至是国外的传教士，都是以开设粥棚收容的形式救济，但赈灾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饥民增加的速度，这就无法达到收容防流的效果，因而大批流民是往南方移动的。

当华北地区粥厂不足以满足灾民所需时，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和“吃大户”的行为，所以当灾民向南方移动的时候，富庶的江南士绅积极配合清政府搭建粥厂，这是截流的一个举动，史载当时在徐州、扬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皆有容纳数万人的粥厂。但百万流民光凭粥厂收容是不可能安抚的，故而有了江南各地的军队堵截，如江苏巡抚吴元炳在徐州扬州等地设军营哨卡。而这种堵截只是将流民拒之门外，解除不了他们潜在的威胁，因此江南士绅改变了策略，主动北上赈灾，将粥厂全部倾向华北特别是山东地区，这样一来灾民皆知江南堵截没有活路，华北、山东有粥喝。

江南士绅的这种救灾举动在现在看来，明显带有守卫乡土不被侵扰的主观愿望，但也不可否认他们在赈灾时期发挥的巨大作用。北方流民就是在这种政策导向下，深知南下无路，东北就成了一大诱人的“缺口”，因此闯关东成为一时间的人口流动热潮。这一次灾荒也为后来的逃避战乱开辟了道路，清政府亦于1897年全部开禁，不再阻碍关内人民出关进入东北，由于山东的地理“优势”，以及前辈的历史渊源，山东人成为闯关东的主要代表，乃至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中，山东人每年进入东北生活的约48万人，整个民国期间约1830万人，堪称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

综上，闯关东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悲壮的移民壮举。他是由政府的内在政策导向，天灾人祸的在外诱导因素趋使，而山东人闯关东的实质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血泪史。

“闯关东”现象的原因及选择关东地区的背后逻辑

清朝虽将长城废除，但保留了山海关。自古以来，山海关都是一道重要的军事关卡，它将关内和关外渭泾分明地分割开来。

所谓的关内，即指中原地区；而关外，则是关东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北地区。所谓的闯关东，说白了就是中原地区（关内）的百姓跑到关东地区（关外）谋生。

闯关东的人主要是直隶（河北）、山东等地区的百姓。那么，山东人在闯关东时，为何会选择较为寒冷的关东地区，而不选择相对比较富庶且更为温暖的南方地区呢？

说起来，其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南方人口饱和，而关东则地广人稀。

山东人谋生的最佳选择，自然是跑到一些相对比较富庶的地区，例如上海、江苏南部以及浙江北部等地区都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可问题是，在富庶、温暖、生存环境优越的地区，人口数量自然会比较多，换言之，南方地区的人口接近饱和。而据统计，从清末到民国初期，闯关东的百姓超过3000万。

南方地区不可能再容下这么多百姓。关东地区不同，这里虽酷寒，但地广人稀，并且有着非常肥沃的黑土地，而闯关东的百姓主要以善于耕种的农民为主，对于他们而言，人口稀少且拥有丰富土地资源的关东地区，自然可以作为谋生的理想选择。

第二，和晚清政府的政策有关。

事实上，闯关东得益于清末的开放政策。从康熙到咸丰，清朝的统治者一向禁止关内的民众进入关东地区。其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保护所谓的龙兴之地；二是为了垄断乌拉草、人参以及貂皮等关东特产。

但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于边疆的控制渐渐变得有些力不从心，当时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的虎视眈眈及其对东北的侵蚀，于是下令开禁放垦，鼓励关内百姓移居关外。

此时，恰逢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洪涝和蝗灾等自然灾害，山东、河北等地区的百姓为了生存，纷纷响应清政府的号召，愿意跑到关东谋生，闯关东的热潮也就随之兴起。

第三，南方地区战乱不断。

事实上，在进入关东地区时，关内的百姓是不受当地人（蒙古人、满人等）待见的。许多闯关东的百姓被迫从事粗重体力活，甚至在关东地区还存在不少的流寇和土匪。

然而在庚子事变前，关东地区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乱。南方地区不同，此时的南方相继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可以说是战乱不断，惨遭屠杀的百姓数不胜数。

闯关东的百姓本就是为了谋生，如果此时选择南下谋生，无疑是自投虎口，所以跑到南方地区谋生自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四，山东比较接近关东地区。

中国人历来讲究安土重迁，如果闯关东的百姓能在离家乡近的地方生存，他们自然不愿意跑到更远的地方。而关东地区离山东相对而言是比较近的，山东的百姓乘船，只需两三日即可到达辽宁沿岸的港口。

如果南下谋生则不同，当时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还没有普及，从山东到江浙等地区，谋生的百姓至少需要走上一两个月。

选择南下谋生，不仅路途更远、所耗时间更久，而且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更多。所以山东等地区的百姓，在再三权衡之下，就选择了闯关东，选择到关东地区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