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时台湾郑氏在干什么？（三藩之乱郑经在干嘛）

人的行为都是各种利益的综合优化选择。三藩之乱时，郑经身处台湾，机会主义，其出兵显得首鼠两端、隔岸观火，也想借此分一杯羹，但已经失去了回归明故土的野心与能力。在台澎地区的明郑势力，主要在经商、扩展地盘等事情上花费了较大心力。与清廷则合合打打，互有损益，持续了很长时间。三藩之乱，郑经积极响应，但他既没有父亲郑成功那样的雄才伟略，也缺乏进取之心，因此就不可能再现郑成功当年大军北伐，兵围南京的辉煌一战。

丑闻缠身

郑经是延平王郑成功长子，郑成功病逝后，郑经袭封其父延平王的爵位，继续经营台湾，继承其父郑成功抗清遗志和海商事业。和父亲郑成功比起来，郑经的能力要弱很多，早年因为与四弟郑睿的乳母陈氏通奸这一惊天丑闻而惹怒郑成功，差点被处死。长子“乱伦”，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杀，郑成功数痛攻心，病情加重，终在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一日病逝。

郑成功病逝后，郑经因为“乱伦”这一丑闻而受到大臣抵制和反对，他们拥立郑经叔父郑袭为东都之主。远在金厦的郑经继位发丧，与清廷谋和，率军渡台，大破台湾守军，进入安平城后软禁叔父郑袭，处死伯父郑泰，结束了这一场内讧，史称“东征靖难”，算是艰难的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郑经经营台湾，基本上算是延续了郑成功的政策，但在与清廷的关系上，郑经坚持要“照朝鲜事例”，与清朝结成宗藩关系，试图将台湾及金厦置于清朝直接统治之外，这显然背离了郑成功“拒降抗清，反清复明”的一贯政治理念。对于郑经的请求，康熙皇帝也不含糊，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拒绝了郑经效仿朝鲜例的请求。

正因为郑经在台湾问题上阴怀私心，才导致三藩之乱中靖南王耿精忠被迫投降投降清朝，从而逆转了三藩的大好形势。

得陇望蜀

康熙十二年（1672年），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诱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正式扯起反清大旗。次年（1673年）靖南王耿精忠亦起兵响应，三藩之乱正式爆发。

耿精忠镇守的福建兵力有限，但对岸的台湾明郑政权与清朝是世仇，因此决定拉拢郑经一起反清。郑经此时分析抗清形势有利于自己，便和耿精忠约定，由他提供战船，自己亲率郑军渡海协助耿精忠，命世子郑克臧监国。

耿精忠开局不错，很快便控制了整个福建，郑经区区几万水军耿精忠已经不放在眼里，便撕毁约定，拒绝了郑经共同作战，占有漳州、泉州的要求。

开弓没有回头箭，郑经既已出兵，就不可能空手回去。于是便占领了海澄、同安，大军集结准备分兵攻占福建、广东沿海各州府。耿精忠以断绝和郑经贸易作为报复，双方关系恶化。不久潮州、漳州、泉州先后投靠郑经，耿精忠更感到紧张，认为是引狼入室，为了稳固后方，决定发兵攻打郑经，以期能夺回漳州、潮州两座大城池。

郑军将士多是久经沙场，与清军有着长期的作战经验，耿精忠根本不是对手，双方打打停停差不多两年时间，耿精忠丝毫不占上风，加上腹背受敌，最后被迫把漳州、泉州和兴化府让给郑经。

与耿精忠不合的同时，郑经还把触角伸向广东，又得罪了平南王尚可喜。尚可喜原本对反清复明持观望态度，故而坚守广东以防生变，但郑经的军队气势正盛，屡败清军，潮州及各县遭郑军攻陷。高州、雷州、廉州亦遭另一股反清势力孙延龄部将马雄占领，粤东十州失之其四，尚可喜东西受敌，广东局势危殆，其病情愈加沉重。

在南征潮州期间，郑经还平定了漳州守将黄芳度之乱，将黄芳度车裂，留在漳州城内的黄氏族人全部处死。郑经在据有潮州之后继续南下夺取惠州，尚可喜的军队屡屡战败，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尚可喜长子尚之信响应吴三桂号召，发动兵变囚禁尚可喜，自己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力。面对咄咄逼人的郑经，自知无力与之相抗的尚之信只得把惠州割让给他。

兵败回台

郑经与其父延平王郑成功最大的差别的就在于郑成功是真心“反清复明”，而郑经只求为自己的利益而游离于东南沿海。三藩之乱，郑经也乘机分一杯羹，不过所夺惠州、泉州、漳州、潮州四府，皆是平南王尚之喜和靖南王耿精忠的地盘。夺盟友之地已属不齿，更尴尬的是，此四州府所在的广东和福建，都是三藩之一，正在正面与清军对抗，郑经实际上难以再继续拓展领土，毕竟自己也不敢因为抗清大业而与耿精忠和尚之信翻脸。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吴三桂大军已经入湘鄂，兵锋直指安徽江西，耿精忠欲配合吴三桂进攻江南，征召汀州总兵刘应麟出师，刘应麟为保存实力推诿不前，反联络郑经攻取汀州，这令原本联盟脆弱的耿郑两家关系再一次走向破裂。耿精忠正面要面对清军的大兵压境，背面还要防备郑经的趁火打劫，腹背受敌之下，耿精忠权衡再三，被迫向清朝投降。

原本作为郑军与清军缓冲之兵的耿精忠所部降清，使得郑经不得不直面清军精锐。这一年的十月，三万郑军在福州城郊乌龙江被清军击败，清军以压倒性优势南下，郑经连失泉州、漳州、潮州、惠州，只能退守金厦徐图恢复。

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郑经委派大将刘国轩收复沿海四府，但清军坚壁清野，沿海军民后撤五十里地，加上三藩之乱已近结尾，广东、福建的形势已经明朗，郑经与清军始终处于胶着相持状态。

次年（1678年）清廷与郑经谈判，许以朝鲜称藩如是，只望郑军退往台湾，郑氏则可永据台湾，岂不知这是康熙的缓兵之计，彼时三藩之乱已进入关键时期，吴三桂覆灭在即，康熙不想东南再生事端，故而以此安抚之。

康熙给郑经的诏书看起来诚意十足“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然此举不过是拖延时间，这一年的十二月，清朝再次颁布迁界令，福建沿海军民自北而南一律内迁，并加固海防，断绝与台湾明郑集团的贸易往来。郑经经过多年的征战，内努不济，补给困顿，财政陷入严重困难，已经无力再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郑经连在大陆最后的据点金、厦都不能保全，只得悻悻然率诸将返回台湾。短短几年时间，郑经七府连败，二岛尽失，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其用人和任事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缺陷，难怪其母董夫人会斥责他“无权略果断，不能任人，致左右窃权，各树其党。”

志短才疏

郑经与其父延平王郑成功比起来，如星辰之于皓月，实难称的上明主。

郑成功坚持抗清，与清廷势不两立。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集结16万大军，联合明兵部尚书张煌言大举北伐，从福建到浙江，一路皆望风而降，在南京城下虽中清军缓兵之计，北伐中道而止，但南京之战仍不失为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最重要的一役，只可惜此时北伐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郑成功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反清复明，而继承父王遗志的郑经最后却背离了他的策略。三藩之乱本是重现当年郑成功北伐，兵围南京的大好时机，但郑经为图沿海州府之利，不惜与耿精忠、尚之信两大清朝藩王交恶，间接导致三藩之乱的失败。

郑经试图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欲效仿朝鲜国永为藩属，这是典型的利己主义，郑成功明志反清复明，郑经却为求自保意图郑氏永镇台湾。由此可以看出，郑经实乃志短才疏之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