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人都以“清谈”为荣？（魏晋时期的清谈与玄学：士子的思想阵地与抱负的彰显）

魏晋时期的清谈与玄学：士子的思想阵地与抱负的彰显

魏晋多狂士，玄学遍地游。

纵观历史，魏晋时期，文人流传百世者，以今时今日目光来看，好多人行为怪诞，形骸放浪，那么这些人的世界观是在怎样的前提下形成的呢？所谓的清谈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来聊一聊。

首先，我们来看看，东汉末年汉朝势力衰败，在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 “清议”。

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皇权势力衰败，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下降，东汉末年很多皇帝，各种原因，登基时或年龄偏小或从小长于妇人之手，对于朝廷的掌控了完全依赖于外戚势力和宦官，间接巩固皇权。

这使的外廷官员和太学生不满，矛盾中宦官势力将太学生势力的代表人物李膺陈蕃窦武杜密等人以“结党营私，图谋社稷”诬陷抓捕，李膺、陈蕃、窦武、密在狱中反咬一口招供出大量宦官子弟，这使得宦官集团投鼠忌器，只好假借名目大赦天下，李膺、陈蕃、窦武、杜密也被一同放出，此后李膺 、陈蕃、窦武、杜密名声大振一时间成士林楷模天下士子景从。

直到汉灵帝时期，宦官集团再次利用汉灵帝年幼无知（14岁）诬陷李膺一党近两百人造反，兴大狱，大肆牵连，借机扫除敌对势力，这次造成牵连人数近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太学生团体和外廷官员为了锻炼队伍采取了过去乡举里选的“清议”形式。

这种形式注重舆论，从品评人物到谈论国事，这对东汉末年的政治影响意义深远，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如三国演义里，水镜品评卧龙凤雏，煮酒论英雄，其实这些言论实际中大多出自清议的场合。

而善于清议者必成天下名士。

这对当时可以说营销最好的手段，善清议，能成为名士，做了名士，天下名士都欲结交，政治名声远播，政治影响也就越大，“网红变现的必要途径”。

第二，曹魏能够取代汉朝四百余年的统治，对于旧有的皇权势力，他是可直接替代，但是，原本成型的世家大族，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如何安抚。

魏帝曹丕接受了大地主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主要把士子百官划分等级根据儒家文化，在宗族乡党间评选官吏选拔。这就是将官员选拔权，完全下方给力地方乡绅，世家大族。这也为魏之灭亡留下隐患。

九品中正制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小品无士族。”

第三，司马氏两晋时期，由于政权被以司马氏核心的世家所篡夺，司马氏只能完善巩固九品中正制，以此维护新兴政权，因而九品中正制在西晋被完善成最终形态，门阀成为统治阶层以下的主要力量。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汉人衣冠南渡，大量世家南迁，导致东晋时期世家成为与王权分庭抗礼的阶层。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士族权力与皇权共同统治一个朝代的情况。九品中正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第四，政治的黑暗使得大多数优秀的士子不愿意参与政治，为了明哲保身也不再清议国事政治，更多的士子对儒学的认识中发现了儒学的软弱，由此认为，玄学应该兴起，于是大量士子把清议的话题定在了玄学上，清议也从此开始以玄学为主，主要为《老子》

《庄子》《易经》。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清谈是士子最后的思想阵地，儒学不能为广大的士子实现抱负彰显价值，九品中正制扼杀了，士子的上进之路，只能把纵情山林，闲云野鹤奉为圭臬，放浪形骸以愚世人，五石散当年大行其道，麻痹的是士子的精神与情怀。他们是最早的一批喝酒不开心的人。

魏晋清谈：士族的文化交际与心灵天地

魏晋清谈之风确实非常的兴盛，不过在那个时代能够参与清谈的基本上都是士族。何谓士族呢?士族就是有地位有文化的人。有地位则有时间谈，有文化则可以谈。魏晋清谈谈的是玄学问题，以老庄为旨，主要谈的是有与无的问题，至与不至的问题，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等等。从谈论的话题来看，这些问题大致都可以纳入哲学的范畴而与时事无涉，因为后人常以清谈误国而讥评魏晋名士。清谈为什么会误国呢?事实上清谈并不会误国，只有居大位无所作为和胡乱作为才会误国，然而他们为什么有误国的名声，无非是这些清谈的名士身兼着政府官职，是政府官员而已。清谈贯穿于魏晋，然而各时期士人心曲还是有所差异。

一清谈之风起源

实际上魏晋清谈之风实起源于汉末清议之风。东汉选官取士采取的是征辟制和察举制，察举制就是州县郡守向朝廷举荐本地有德有才的人，既然是举荐有才有德的人，就要对人物德才进行品评，因此人物品评之风大为兴盛，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看人识人特别准的专家。如果一个读书人还没有进入仕途，希望入仕，自然是希望得到那些深具影响的鉴人专家的推崇的，一旦得到推崇自然身价百倍。随着这种风气的发展，这些士人不光论人还要议论朝政，这也就是所谓的清议的兴起。党锢之祸以后，正直之士被杀，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要么要么远离政治，隐居不仕，要么闭口不言与朝政相涉的事情，以免遭祸。

二清谈的出现

魏代汉之际，余风流韵，曹操治军理政重刑名而尚清峻，又深知汉末所谓清流之拘执，比如某些士人以清高自许，去姐姐家倒要付钱交饭费等等，迂腐可笑，因而立主超脱。清峻超脱之风影响深远，代表人物有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文章多慷慨悲凉。建安七子之后是更始名士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等。实际上清谈之风的开创者就是何晏，他自己对《老子》《周易》深有研究，以玄入儒，又极喜欢言名理，王弼亦是此中高手。同时何晏首开吃药之先河，王弼，夏侯玄跟他们可谓是志同道合。由于吃药需要行散，因而穿衣喜欢宽袍大袖，亦不能穿新衣，为了防止皮肤被擦伤，这衣服经常不洗，自然是长虱子了，因此扪虱而谈。因着几人倡导的新风气，竟然别人所效仿，渐成为一种时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清谈是在谈学术，是一种爱好，而其行又为清谈之士开一种行为风气。

三竹林七贤时期的清谈

魏晋之际，司马氏与曹魏争权，那些偏向于曹魏或者有曹魏有旧的人，惨遭杀害或贬黜，如何晏（曹操养子），王弼（曹爽重用），夏侯玄，李丰等。更始之后的竹林名士，对政治已是失望透顶，他们或可不问政治，政治倒要来问他们。他们或投靠，或反抗，或疏远，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如阮籍，听说司马昭中意自己的女儿，想把她的女儿嫁给司马炎，阮籍大醉二个月，以此拖延抵制，实在是不得已。然而面对司马炎指派的起草篡魏诏书，纵使阮籍大醉二个月也是抵赖不过去的，只能屈从。比如嵇康的死，实际上是由于不愿意在晋做官，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所致，他非汤武而薄周孔，本身就是一种抵制，抵制晋虚伪的以孝治国。竹林名士的清谈，也只是逃离政治的一种手段，逃离了政治。然而这胸中块垒呢，他们只能在这酒里面消解。因而，清谈和酒，既是解脱也是逃避。

四江左清谈

晋室南迁以后，清谈之风亦颇为盛行。王导，王敦，卫玠，乐广，庾亮，桓温，谢安，所谓江左八达等等莫不是崇尚清谈。当然这时的清谈是一种时尚，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交际手段。清谈之风到了东晋年间成为流行，流行就有很多人去模仿，去学习。那些名士醉心于清谈的人就像是醉心于酒会的俄罗斯的贵族一样。这些在朝在野均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比如阮放，谢鲲，毕卓，羊蔓这些清谈之士在胡毋辅之家闭门不出，披头散发，赤身裸体，纵情饮酒，高谈阔论，以放浪为高，这就是一种以此相标榜的生活方式了。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会，就是一个大型的清谈集会，一个很好的交际场。名人雅士云集，那些名士在这种高妙玄远的智力活动中，见识超拔，举止绰约的人，自然受人推崇，受人推崇自然就深孚众望，深孚众望自然能领袖群伦。因此，这样的清谈就是一种交际手段了，引以为政治养望的资本。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