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北宋曾出现“交子”最后都沦为了统治者汲取人民财富的工具！为什么？（宋朝交子：纸币的诞生与崩溃）

宋朝交子：纸币的诞生与崩溃

宋仁宗天圣年间，益州（四川）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充足准备，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质货币“交子”，然而由于当时的金融体系的不成熟，外加商户的贪婪，以及朝廷无限制的超发，造成了交子最终沦为了统治者以及富商们掠夺人民财富的工具。

不成熟的金融体系。我们都知道宋朝在军事上是长期处于一种劣势状态，但是宋朝的经济在当时世界上却处于领先地位。当时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在世界上都相当的受欢迎，这无形中促使了宋朝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国际贸易的增多，铜钱已经不适合携带，于是乎有些商家和钱庄就联合一起将客户的钱保存起来，在给客户开具存款证明，后来慢慢变得成熟，朝廷介入利用公权力作为担保发行纸币，于是乎资本主义的产物“交子”就这样诞生了。但由于当时并没有一套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政府为了应付军事开支及园林建设不断超发纸币导致了后期金融系统的崩溃。

资本家的贪婪。“交子”最初的发行是有当时民间的商家来完成的，随着“交子”的盛行，这些商家发现动用一部分储户的存款并不会影响交子的兑换，一些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就暴露出来了，由于不断的动用用户的储备金进行其他的投资，有些投资失败的后来慢慢就无法对储户兑现，这就导致了民间关于交子的纠纷不断的增多，加之宋廷跟夏、辽之间的交战带来的军费连年增加，政府财政吃紧，于是朝廷便将交子的发行权收归了官方。

政府超发。收归官有之后发行的交子被称为“官交子”，起初由于有政府作为后盾，加上“官交子”比普通商家的交子印刷的更加精美，防伪手段更加精细，一时间“官交子”成为了人们的宠儿。但随着战事的吃紧，皇族的挥霍，宋廷的财政开支成了个无底洞。于是，当时的丞相蔡京也打起了交子的主义，开始利用政府的公信力无限制的印发“交子”，来应付财政开支，最终造成了通货膨胀，导致了交子货币体系崩溃，交子也逐渐消亡。

“交子”的出现方便了百姓之间的商业往来，替代了笨重的铜钱，在我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发行应证了宋廷经济的繁荣景象，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印刷及刻板的进步，对于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观点二

在这里，我讲一下交子出现的客观事实。至于它是不是统治者汲取人民财富的工具，这是个主观问题，本就是见仁见智。就给诸君基于客观事实自行判断吧！

一、交子出现的背景

“交子”之始，史称“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四川邛崃)、嘉(今四川乐山)、眉(今四川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铁)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

1.被查禁的私户“交子”

其起始时期当在李顺起义被平定后不久,大约在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前后，但此时交子的形式内容皆不详。至景德二年(100年)时,已是“奸弊百出,狱讼滋多”,同年二月,命益川知州张泳与益州路转运使黄观共同商议处置之法,他们采取在嘉州、邛州铸造大铁钱，大铁钱当小铜钱一或小铁钱十,三者共同使用,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民甚便之”。这种初创的“交子”,因而停止流通。

益州路是北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商业繁荣笨重的铁钱铸造量增加,虽然解次了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却无法适应商品交换频繁的需求。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1011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他们“连保作交子”“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现)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十文为利”。发行交子户,以“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取得官府的认可和保护。遇到交子发行户与交子持有人发生纠纷,“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钱),侵欺贫民。”

这种票面没有固定数额,而是依据商人缴纳钱数多少再临时填写数额,可以在市面流通,也可向接受交子者换取现钱,是一种铁钱代币券。虽然已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某些特性,但更接近于近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能称作纸币。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薛田任益州路转运使时,十六户富户发行的“交子”,已经“数致争讼”,薛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寇瑊任益州知州,“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桌),更不书放”。到次年春,益州及外县的交子铺全部关闭,而且“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

但是,自天禧五年停罢民户发行的“交子”以后,严重影响了商业活动,因为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即使折合大铁钱一贯,也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市肆经营买卖寥索”。

货币制度的滞后,明显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一种新货币产生的条件已经成熟。

2.官方“交子”的诞生

天圣元年(1023年)八月,主张发行政府“交子”的薛田出任益州知州,在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梓州路提点刑狱王继明的共同支持下,于同年十一月戊午奏准设立益州交子务,即公元1024年1月12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纸币发行机构设立。

这次发行的官交子,要有“见(现)钱桩管”,不能“虚行刷印”,也即是要“备本钱”,相当于近代欧美发行金本位纸币时的“发行准备金”;而且是“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即每张交子的票面都有固定的钱额,而这是近代纸币的特有标志之一。这次发行的新交子,即是铁钱本位制的“纸币”。

其样式“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可能票面上也印有“屋木人物”,但使用益州“铜印印记”。印刷好新交子,仍依照以前的交子那样书填钱贯数,所不同的,不是依据客户缴纳现钱多少填写,而是事先填写好的固定面额。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首次发行时间,是北宋中叶之初的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发行,即公元1024年3月19日。发行量一百二十五万多贯,这是地方政府发行的地区性纸币。

二、交子的运作方式

1.印制工艺及面值

交子如到交子务兑换现钱,“每小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有类于近代的“贴现”。由于纸币的发行促进了商品交换,因而受到商人的欢迎,正如苏辙在元祐元年(1086年)时所说:“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头(一贯)有卖一头一百(钱)者”,而“蜀中旧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近岁(一贯交子)止卖九百(钱)以上”。苏辙在这里所说买卖交子的价格,应是商人之间以铁钱兑换纸币“交子”的情况,因为商人如到交子发行机构兑换,都要到益州(成都府)交子务才能进行。

印制交子的纸,是以楮树皮为原料制造的(这是世界史上第一种纸币专用纸),因而交子(包括后来的“钱引”、南宋的“会子”)也称为“楮币”、“楮券”或只称“楮”。可能是为了抑制假币的产生,交子是分“界”,也即是分期发行的,每界两年,由于跨三个年头,因而也常称为三年一界。每次在二月开始发行新一界交子,并回收上一界旧交子;以后每界发行时间改在七月。

熙宁五年(1072年)起改为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每界使用时间为四年,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交子的面额,自宝元二年(1039年)起,分为五贯、十贯两种,其中前者占发行总量十分之二、后者占十分之八,但两种交子面额都过大,因而小额交易仍不得不使用沉重的铁钱。熙宁元年(1068年)改为十分之六为一贯面额、十分之四为五百文(半贯)面额,以适应日常商业贸易的需要。

2.交子的推广的尝试

纸币“交子”的发行,是成都地区经济发达、商业兴盛的产物。不过,既要有“现钱桩管”,即储备现钱(铜、铁钱)作发行交子的准备金,又要控制发行数量纸币“交子”才能得以流通而不贬值。但是,北宋政府无视或根本不懂得上述条件,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以前,西北的“秦州(今甘肃天水)两次借却(益州)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现)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

作为商人运送粮草(人中粮草)到秦州后付给的有价证券,商人再到川蜀地区作货币使用。实际上也在西北地区使用,但“转用艰阻”,以致“今来散在民间”,“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政府不得不准备现钱兑回交子,有官员认为即使再过五六年也未必能全部回笼。这是北宋政府第一次违背纸币发行规律,使纸币交子在秦州地区丧失使用价值。

熙宁二年,北宋政府又曾想在使用铁钱的河东地区推行纸币“交子”,并在潞州(今山西长治)设立交子务。但是,一是河东地区经济并不发达,二是河东的“人中粮草”,原是给“盐钞”、“矾引”等有价证券,商人凭以换取盐或矾,地方政府担心发行纸币交子后,携带轻便,商人不再需要盐钞、矾引,因而不久即停罢河东交子的发行。

熙宁四年正月,又因对西夏作战引起军费不足,再次想在陕西发行纸币“交子”。但这种不顾客观需要与条件,只想以印制纸币解决军费的做法,不得不于同年四月废罢。

熙宁七年六月,因陕西沿边“人中粮草”出现虚给“盐钞”而无法兑盐之事,许多官员又要求在陕西发行交子,并提出每年发行一百万贯,可以解决虚给盐钞问题。政府认为:“此不知行交子之意,今若于陕西用交子,止当据官所有见(现)钱之数印造”,比如有商人入中粮草价值一万贯于沿边,要求在某州兑现“交子”,即须在该州有一万贯现钱支付,“如此则交子与钱行用无异”,才可以用“交子”“救缓急及免多出盐钞虚抬边籴之弊”。

政府的意见是正确的,神宗决定在陕西推行交子,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毕仲衍在元丰三年(1080年)的《中书备对》中提到每年陕西的虢州“在城、朱阳两监各一十二万五千贯,(商州)阜民、洛南两监各一十二万五千贯,以上系折二钱,并应副本路交子本钱”。

政府虽然以陕西地区的虢州(今河南灵宝)、商州(今陕西商州)四铸铁钱监年产五十万贯铁钱作为陕西“交子”的发行准备金,但陕西籴买的粮草很多,有时一年就达五百多万贯,到熙宁八年十一月时,出现“交子出多而钱不足”的情况,以致交子“价贱亏官”。

于是要求在乘买粮草“有折钱多处,交子毋得出多”,作为控制交子流通量的措施。这个措施显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以致“商人贪贩交子,少肯买钞(盐钞),故(盐钞)钱价更减”。说明这次在陕西推行“交子”,相对来说是成功的,但却影响了北宋政府推销“解盐”的政策。

熙宁九年正月,北宋政府在权衡利害关系以后,决定停止在陕西发行交子,维持“盐钞”价以销售“解盐”。哲宗元祐(1086-1093)年间,保守派当政时期,显然又将川蜀地区的交子行用于陕西,以致绍圣元年(1094年),成都府路转运使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

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是年发行了一百四十万多贯交子。元符元年(1098年)又令增印四十八万道(贯),每界增至一百八十八万多贯。

三、交子与钱引

北宋末年徽宗时期,陕西军兴,自“崇宁元年(1102年)复行陕西交子”。至大观元年(1107年),一界增印交子少则二百万贯,多至一千一百万贯。“较天圣一界(印制数)逾二十倍,而(交子)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故更张之”。

宋徽宗、蔡京不从控制纸币“交子”发行量、增加发行准备金(本钱)上着手,以抑制“交子”的贬值,而是想以改变纸币的名称,即改“交子”为“钱引”,继续推行纸币。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行交子,“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

大观元年又“改四川交子为钱引”。原先一界交子发行量为一百二十五万贯,“准备本钱(发行准备金)三十六万缗(贯)”,而“大观(1107-1110),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这种没有足够的准备金,随意发行纸币“钱引”的做法,只能导致纸币“钱引”的贬值,以“至(钱)引一缗当钱十数”,不及“钱引”面值的百分之二。

大观三年,只得下诏自第四十四界起仍如天圣时限量发行一百二十五万贯,而且流通地区限在只准使用铁钱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次年,又增给成都钱引务五十万贯钱作为“本钱”。以后又规定不再发行四十五界钱引如发现流通量不足时,只增印部分四十四界钱引。

经过十年的调整,“宣和中(当在宣和二年,1120年前后),(张)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指限量发行)之用,至今(钱)引价复平。但数年后北宋即被金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