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南、朝鲜、韩国人的名字都可以用中文去替代？（越南、朝鲜和韩国人名的历史演变及汉字使用现状）

越南、朝鲜和韩国人名的历史演变及汉字使用现状

为什么越南、朝鲜、韩国人的名字都可以用中文去替代？其实这个答案挺简单的，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长期使用汉字，所以用汉字写他们的人名早已成为了一种规范。因此虽然这些地区现代已经很少使用汉字，但其人名的传统规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现代多数人名仍然可以用汉字精确的写出来。那么这些国家人名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演变呢？越南汉字姓名的历史

许多喜欢历史的朋友估计都知道，越南北部在公元10世纪之前，其实曾经长期是各个中原王朝的领土。从公元前204年左右秦始皇派赵陀南征百越之时起，越南就开始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显著影响。所以基本上越南这个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始于这个时期。

但因为之前越南这块土地距离中原距离很远，所以在中原文化来到越南之前越南当地人是如何取名字的在后世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现代人也基本无从知晓。但通过中原文化传入越南之后的一些蛛丝马迹，似乎也可以推测出之前越南人名的一个特点，即当时可能越南当地民族并没有姓氏这个概念。

（越南姓氏基本都源自中国，图为越南主要姓氏：阮陈黎范黄潘武邓裴杜……）

这样说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现代越南人的姓其实都是汉姓，而且基本上全都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灭亡南越国之后，在当地派驻的官员给当地人指派的姓氏。当时在汉朝将越南北部纳入领土之后，实行了与中原基本一样的治理方式。也就是在越南北部也建立了户籍制度，以方便管理。但因为当时越南当地人多数都没有姓氏，所以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无数同名的人，因此汉朝官员为了方便管理，就从汉姓里随机选择，指定成为当地人的姓氏。而在很多时候，这些身为父母官的官员干脆就把自己的姓氏给了当地人当姓，所以有些人认为，目前在越南占据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阮姓，有可能就是汉朝时某个汉朝派驻当地的官员的姓氏。

（这些词在越南语里都代表汉字）

而这个官员指定姓氏的过程反过来也说明了早期越南当地人是没有姓氏的。当然，因为越南北部曾经有一千多年一直是中原王朝领土，所以在此期间迁居越南北部的中原人也有一些，而这些人后来和当地人融合，也把自己的姓氏带到了当地。但无论怎样，后来越南人的官方姓名就一直是用汉字写成的汉式姓名了。而这一点在公元10世纪越南自立之后也一直没有改变，有些文化的人则还会有表字。尽管后来越南人还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字喃”，但在书写正式姓名时，却仍然还是使用汉字书写，这也使汉式姓名成为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而和越南相比，朝鲜半岛接受汉式姓名的时间其实要晚不少。因此其在接受汉式姓名之前的人名也流传下来不少。比如在传说中，后来曾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的建立者叫弗矩内，其第三任国王名叫儒理尼师今，而这些名字明显都是跟汉字完全无关的名字，所以只是汉字的译名而已。

而根据朝鲜半岛的史书《三国史记》记载，朝鲜半岛上的汉姓是由新罗国王在不同时期赐给其臣民的。但现代研究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片面，传说成分比较重，朝鲜半岛人名汉化的过程应该是伴随着儒学传入当地，当地向中原王朝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而这其中的转折点应该是发生在中原文化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

（在汉式姓名普及之后到近代以前，每个朝鲜半岛的人名都是以汉字为规范）

但相比于越南，其实朝鲜半岛学习汉氏姓名相对来说一直不是特别的彻底。这一点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朝鲜半岛的多数平民一直到近代都没有自己的姓。姓氏在朝鲜半岛曾经长期是被称为“两班”的贵族阶层的特权和身份象征。而处在社会中下层的人群如果想有姓氏，就必须得到某个两班家族的批准，即同意认可其是自己家族的成员。有很多时候，平民要想通过这个途径获得姓氏，就必须要向两班贵族巨额酬金。而在朝鲜封建制度开始衰落的公元18世纪，这种作法一度泛滥成灾。比如根据一些统计数字，在今天的韩国大邱地区，在公元1690年时，拥有姓氏的两班家族还只占当地总人口的9.2%，到公元1729年，这个比例就增加到了18.7%，而到公元1858年，当地人里已经有70.3%都已经是有姓氏的“两班”家族成员了。而这其中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花钱买的姓氏了。

（公元19世纪中叶的朝鲜两班贵族）

但即使如此，到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之前，在朝鲜半岛还是有一半左右的人没有姓氏，他们的姓氏都是在近代确定的。所以朝鲜半岛相比于越南在姓名这方面其实汉化程度是低一些的。而且因为朝鲜半岛距离北方草原地区不远，所以在历史上曾经臣服于元朝。而在元朝时期，当时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王朝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元朝的一个自治区，所以当时其王族除了使用汉式姓名之外，有时还会和元朝的蒙古贵族套近乎，同时拥有一个蒙氏姓名。比如高丽恭愍王本名叫王祺，但他同时还有一个蒙古名叫伯颜帖木儿。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朝鲜半岛受中原政治形势变化影响的结果了。

所以朝鲜半岛文化自从隋唐时代逐渐汉化之后，汉式姓名也成为了其规范人名，有1000多年是其人名唯一的写法，因此虽然朝鲜语（韩语）和汉语差异极大，但在取名时选择能与汉语对应的字词已经成为了规范做法，这也成为了朝鲜民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在近代，这两个地区因为历史的变故，汉字的使用范围都出现了急剧萎缩。其中越南在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从1910年开始强制推行以法文字母创制的新越南文字“国语字”，并在1919年废止使用汉字。自那时起，汉字在越南就逐渐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到近代，还认识汉字的越南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多数是一些年龄很大，上过私塾的老年人或者是一些专门学习中文的人。

（现代汉字在越南的应用基本只局限在一些传统节日相关的习俗里了）

因此多数现代越南人是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汉字写法的，但多数越南人的姓名却仍然可以通过一套规范办法用找到准确对应的汉字。这套办法首先是姓氏表里找到各个姓氏对应的汉姓，然后确定其名字两个“字”的意义，通常也能找到对应的汉字。如果遇到同一个发音对应多个汉字的情况，那么在翻译时一般会根据惯例，即某个越南语发音通常会翻译成哪个汉字就翻译成哪个汉字，除非其本人指出自己名字的含义不是对应这个汉字。但因为现代越南会读汉字的人已经非常少，所以这种情况也很少见。

（汉字应用的减少使朝鲜半岛人名与汉字的对应关系也在减弱）

而韩国的情况则更加规范一些，因为在韩国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还会按照传统写上这个人的汉字姓名，而且韩国人在学校也都要学习1000多个汉字，所以韩国许多人的汉字姓名都还具有官方法律地位。但因为近年韩国年轻人的汉字能力也下降的非常快，而且传统观念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所以有许多人在给孩子取名时会使用朝鲜语（韩语）里的本土固有词汇，所以这些名字虽然也都有汉字写法，但有时候其实等于也是找到发音接近的汉字翻译过来的。而朝鲜在这方面情况也类似，虽然朝鲜不会在身份证上写汉字姓名，但其国民在学校所学习的汉字数量却比韩国要多，有2000到3000个，所以多数朝鲜人名也都能通过一定的规则与汉字对应。

汉字：中华文明的独特载体与东亚共同文化的纽带

在整个东南亚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的时候，“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一度被“向西方寻求真理”和“脱亚入欧”所取代。

然而从现代的角度来讲，民族独特性很重要，过度“唯西方马首是瞻”依然值得讨论。比如中国当年如果真的全部听信了赵元任、鲁迅、钱玄同等极端式对待汉字的方式，那么，中国现行通用文字，大概早已变成了罗马字母。 　　

汉字之所以面临过如此困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过度地解读了汉字的封建性，汉字为中华5000年的封建主义的主要文字载体，是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的主要阻碍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字确实比较难识难读费时费力，汉字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西方字母。

然而，中国却始终没能真正的完成这场“文化革命”。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大规模入侵，不仅没有使汉字逐渐消亡，反而由于东西方融合而极大地丰富汉语的语汇，产生了大量新词组。

在日本，曾经的和字和汉字对立因为西洋思想的入侵而进行联手，和汉进一步进行融合，形成了现代日本语言文字。日本人主要致力于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上的学问。 “和制汉语”的登场，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和学者的研究，出典于现代日本文献的汉语词汇，共计四百五十六个；近代词汇五百一十九个。现代汉语中的大量日常用语很多来自来自日本当年的翻译创作，而这也表明了古老的汉语有着自我更新代谢的强大生命力。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由于提高了新汉语的造词能率，不仅极大的方便了日本吸纳西方思想科学文化，而且由于日本创造的新词特别好用，这在本质上不过是汉语对新事物的格义和摹写，导致东南亚地区迅速接受日式汉语，后来迅速遍及中国、朝鲜和越南，一时间竟造成了汉语的“逆输入”现象。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汉语结构和大中华圈共有的价值体系，对大中华圈的国家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词汇时曾采用了直译（翻）、意译（义）和音译（音）三种处理方式。而这几种翻译方法被中国学者所采纳。经过几代学者和语言学家的努力，到现代为止，再复杂的现代科技术语，一到中国环境都几无例外地翻译成富涵中国文化意蕴的汉语，这意味着，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汉语语言不仅适应了东西世界的万端变化，还可以自如的应对各种新型事物。表明了汉字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成熟文化载体，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新兴文化载体，这是一笔充满活力、弥足珍贵的巨大文化遗产，由于汉语的出色表现并没有构成近代化诠释的语言障碍，这就给东亚区域文明的发展、国家现代化和东亚各国互补互动、合作发展的需求需要西方语言文字产生了质疑。

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汉武帝早于公元前二世纪初就在朝鲜设有四郡，说明公元前朝鲜就开始用汉字了。大唐行军总管薛仁贵和文武王讨论唐新联军攻略高丽、百济问题的信札中可知，汉文在七世纪在朝鲜半岛广为传播，在《李朝实录》当中，中朝汉文文书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而不管是出于善意的了解还是用于防范的刺探，都说明汉字对朝鲜的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汉字在越南广泛传播。汉武帝元鼎五年（112BC）在越南设置了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汉朝派遣汉人和通晓汉文的越人来担任着郡县的官吏。随着汉文修养的日益加深，越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东汉末任交趾刺史的李进竟向汉廷上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人，未尝奖励远人。”唐朝安南人士喜游学中原者且频繁与中原著名学者王维、杨巨源、贾岛等交游，留下了大量诗文。在越南黎朝（明宣德年间所建），因直接仿效大明科举之制取才，整个越南的文化教育形式与中原毫无二致，更加加深了越南与中国的关系，直到鸦片战争。

汉字的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作为东亚共有通用的世界语，承载了中国外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功能。

无论汉字曾经多么辉煌，传播多么广泛，但是近代以来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西学冲击，东南亚诸国的文字表述形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朝鲜半岛的通用语基本实现了“无汉字化”，而越南文字，则完全罗马化了。即便在汉语母邦中国，除台湾和港澳外，普及了简体字的大陆，文字的表现形式亦因为各方思想不统一，改革方案的不确定而不时发生改变，直到最近二十年才大致完成简体现代汉字的改造。

近代的落后，使汉文母邦的中国亦不得不发生文字上的变革；在西学冲击下，各个民族都有过文字形式的变易诉求。

日本曾掀起过“国学”情绪主义激荡下的“去汉字”运动；越南亦有过用自身文字“字喃”来写作所谓“国语诗赋”的时代；而朝鲜也出现过以“谚文”来抗衡汉字语言的阶段。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泛滥的现代，“去汉字化”本身即暗藏着“去中国化”的动机和情绪。对中国人来说，需要面对一个矛盾的事实，即：尽管这种排斥给区域既有文明带来过撕裂的创痛，却又无法否定其国际法框架下的主权表现意义。

然而，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此。很多韩国越南学者专家都有很大的担忧，因为他们担忧自己国家除极少部分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学者外，真正能对东南亚史进行深入研究者，大概只有也只会有中国人了。这主要取决于中国学者的汉字优势。这意味着，西学的冲击和褊狭民族主义的极度膨胀，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挽救措施，东南亚各国自身的历史将发生人为的遗失，撕裂，无法传承的危险。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便在中国大陆，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固有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现行汉语与古典汉文已发展成两种不同的表达系统，因此想用现代汉语与周边尚有部分保留的古老中华文明实现完全的交流对话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是越南和朝鲜半岛的自身文化困扰比中国和日本更加严重更加痛苦。

西方的拉丁语是古罗马人的语言。虽然古罗马帝国历经千年历史已经作古，但是拉丁语被基督教继承并一直被保存到现代，也是欧洲曾经的通用语。但是虽然由于地域的分化，文化的演变，民族意识的觉醒，拉丁语逐渐转化为通俗的各国语言。但是拉丁语依然是欧洲人共同历史记忆的源头和重要文化纽带。欧洲语言学家和历史家在寻找某个概念的原初形态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找出它们的拉丁语词根，从而在这个“根”上寻出共同的原点。“欧盟”的形成，虽然有着当代政治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是古代欧洲共有的那段辉煌的历史和古希腊罗马的元典文化一直发挥着虽然无形但非常重要的的作用。

日本有一批思想家学者在充分研究了拉丁语在欧美各国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后，曾倡导过“汉学为东洋之拉丁语”。这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它至少表明，汉字汉文不仅仅是汉族的文字语言，还是东亚人的共有文化遗产。

现在东南亚之间组建的亚盟要走的长远，必须和欧盟一样，寻找一个元文化或母文化，而汉字汉文最符合要求，虽然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日本韩国越南等大中华圈的国家都在努力着。

这就是朝鲜，韩国，越南能使用汉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