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古汉语并非等同关系，否定沙文主义观点，对汉语文化历史的观点辨析（为什么吴语，粤语，闽语都是古汉语，为什么三者却不能互通呢？）

小文 •2024年03月18日 10:10:25•历史

观点一

认为方言等同于古汉语的观点是某些地方沙文主义者的无稽之谈，从来没有在语言学界受到认可。任何一个有着基本的语言学知识的外行人也不会这么认为。所以这个问题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那么方言和古汉语究竟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和普通话与古汉语的关系也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都是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普通话本质上也是一种方言，只是具备了通用语的资格，并且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持和认可。从原则上讲，任何一种方言都可以充当普通话的这种作用，但之所以选择以北京方言为基础，主要还是因为相对来说这样更为经济。北方方言覆盖了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地区。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可以在这一区域里面较为通畅的通行。方言当中使用人口最多的吴方言和粤方言，也就在1亿人左右，从数量上讲和北方方言差距甚大。其他方言的使用人口，数量在1亿人以下。以他们作为通用显然，在全国推广的难度要大得多，经济成本会更高。

有部分人鼓吹某些方言，更多的保留了古汉语的成分，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并不知道古汉语真正的发音情况。人类掌握录音技术是在19世纪晚期，距今不到200年时间。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200年以前的录音资料，距今1300年的唐代语音究竟如何，更是难以知晓。只能从古代典籍当中的一些记载推断而来，但这些记载并不能完全反映声音的实际情况。失去了这样一个参照基准，我们就不能说某一种方言比另外一种方言涵盖了更多的古代汉语成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以后受蒙古人影响，北方方言的语音和声调发生了很多变化，与南方方言形成了很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也不能由此证明南方方言比北方方言更接近古代汉语。南方方言应该是古代汉语和当地土著语的一种结合体。以粤方言为例，其发音习惯和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有相似之处。比如泰语越南语。这实际上就证明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如果说认可北方方言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那么南方方言实际上也是如此。

还有一些人提出，用方言阅读某些古代典籍，尤其是唐诗宋词，更为押韵。这种观点以偏概全并不完全正确。用方言阅读唐诗宋词，某些情况下更为押韵，比如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用普通话读不上韵，用某些方言读能够上韵。但也存在着反过来的情况，就是普通话阅读是押韵的，但是方言反而不押韵。当然这里边要承认一点就是北方方言中，除少部分地区以外基本上不保留入声字，在阅读唐诗宋词的时候，确实不如方言能够配合平仄。但以此来认定，某些方言就是某一时期的古代汉语，显然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各地之间的方言相互之间不能通话。南方的各个方言基本上都是古代汉语和当地土著语言结合以后发展变化而来的。产生的时间有早有晚，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很强，是导致各方言之间不能通话的主要原因。其实除了大方言之间不能通话，大方言内部的通话性其实也不见得很好。比如吴方言的特点就是北片区域也就是苏南上海和浙北地区相互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可以通话，南片区域也就是台州，金华，温州地区相互之间都不通话。基本上出了县城，就不能相互通话了，有些方言复杂的县城内部各区域之间都不见得能够通话。闽方言分为5大片区，基本上也是如此。闽北闽东，闽西闽南以及莆田仙游五大区域，相互之间都不通话。比如省城福州和闽南重镇厦门之间就不能通话。

观点二

近代以来由于文化断流严重，对中国文化出现了很多误解。关于粤语、吴语、闽语是古汉语或某个朝代语言的荒唐说辞就很多。实际上官话体系才是最接近古汉语的。

我们说汉藏语系，但其实汉语和藏语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样的部分都是在俚语里，例如「嘎语音」，汉语方言口语里是很多的。什么叫俚语？其实这是羌系返回后，周代推广雅言也就是汉字书面语时留在口语里的原生语言。汉语是推广使用的汉字书面语，所以也就不会与藏语一样了。周代之前中国大地上的人并不说汉语，今天可以证实泰族和朝鲜族周代之前都在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他们离开了，只是语言里带有一些汉语词汇而已。

周代推广雅言是由中原地区开始辐射的，楚人是由先羌和苗瑶泰组成的，先羌是羌人商代返回受阻先行绕道返回的人。泰族离开最早，苗瑶一直到汉代才逐渐南迁。可见楚人里的先羌是接受雅言也较晚，哪怕使用汉字也不会比中原地区推广得好。所以在湖北、湖南存在更多俚语也就不奇怪了。杜宇时代的蜀人、吴人也是先羌，古蜀的先羌后裔与百濮融合的后裔是云南彝族并不说汉语，因为没有机会被推广。吴國与楚人一样接受汉语是相对晚一些的，而且由于政治原因推广力度不同，所带的俚语也就多一些。俚语里也有部分是更早吸收的汉语词性词汇，就像藏语乃至全世界语言里都有汉语词汇。因为早期创造汉字时各族群都有吸纳。这就使得有一些词汇看起来更古老。例如聊天，湖北话说「夸天」，这是对应「夸夸其谈」和夸父这个历史。夸父实际就是苗蛮系祖先，夸父追日就是指羌系西进中东古埃及。中原有人把聊天说成「拉瓜」，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的两个表述。指的是轩辕拉鼓和王婆卖瓜，王婆就是指苗蛮养狼人，苗族至今第一人称为王，狗叫声。拉瓜还是「美洲尼加拉瓜、瓜迪奥拉」这些词，因为古罗马就是羌系和斯拉夫首先缔造的，还有印第安基因也是古罗马缔造者之一。这些都可以拿来考证，但这里面透露的古汉语就早了。又比如轩辕拉鼓就是印度阿八拉鼓一词，也是尼古拉一词。

粤语是秦人去到了南粤后逐渐诞生的，我们抛开香港之类广东话去听广东各地方言土话，很明显能发现类似泰语、越南话的发音模式。这又不难证明。很明显粤语是汉语杂合了几种黄种原生语言的产物。它其中确实保留了一些古汉语发音，例如云南话就与粤语很多词汇相通。但你不能说粤语是标准古汉语，那就太扯了。粤语里有些词汇还与中东地区相通，例如猴赛雷与猴赛因就是一个词汇，云南话说谁厉害，就会说「太猴了」，这是汉语俚语。因为羌方和鬼方是东归的以色列，是中东和古埃及正宗主人。又好比，羌系彝族在昆明有个阿拉乡，历史上与之联合的哈尼族称他们为蜡伯，在四川凉山附近还有个蜡伯地名。再看吴语，就是自称阿拉。可见阿拉伯这个词是指羌系，实际上带拉的语音都与苗蛮系或羌系有些关系，这是符合轩辕氏这个文化。为何姜子牙要被姬昌用车拉着，这是古历史文化附会，我们属于昌仪这一体系，于是周文王叫姬昌，实际上大概率是附会，而非就是事实。姜子牙同样是附会，指苗蛮系代表饕餮，代表张嘴的牙齿，想当玉皇大帝，属于圣婴子氏。先羌返回楚地的第一个地点一定是秭归，正如杜宇杜鹃布谷鸟就叫子归。发现了很多这些汉语方言里更早期的汉语词汇不说，还能发现与英语一样的汉语词汇。例如湖南话泡妞是驮特，指驮着男性生殖器，英语龟读驮特司，指驮着男性生殖器的神兽。这些也是早期就有的汉语形式，而非西周推广的雅言。

吴语里南京话明显更接近官话，可见这与后来明朝的影响分不开。云南汉人是由南京迁过去的居多，云南话与吴语口音完全不一样，部分词汇又能发现一样。云南汉语的腔调是被当地彝族语言发音腔调同化了。语言是汉语，但腔调变了。而云南汉族还是集中生活在坝区的，跟彝族等是分开生活的。还不像粤语区里明显存在混合了一些泰族。闵语也一样，只是混合的群体语言不同。为何江浙离中原近又经历南宋还没有完全被官话化，实际上江浙存在的越國不是羌系，而是百越的一支，他们融合进来了。但是由于民系对抗，汉语推广就更差一些。因为百越是夏后氏，沿海支老二支系，苗蛮系是老三支系。双方历史上有过间隙，所以在语言接受上相对会顽固一些，这也就使得这一地区语言复杂。正如越剧和黄梅戏十分像，但黄梅戏是先羌的戏曲，越剧是越國后裔的戏曲。你看，连戏曲都因为民系差异而作了区分。目前看，江浙地区也是羌系基因O3为主体，比例过半，但江浙存在的大鲧族基因O1比例相对其他地区稍高。

通过用汉语官话比对全世界语言，可以证明官话总体上更接近古汉语，部分词汇在各方言里更接近古汉语。这个比对也证明，汉语自古没有多少变化，几乎是恒定的。一般语言变化都是与人口众多的外族生活在一起才有可能。显然历史上没有这种事，所谓外族统治，实际上都是极少数人在汉奸的配合下统治的。这些王朝或割据政权之所以要汉化，那是因为汉族人口周代之后相对于游牧区人口已经是汪洋大海，无法撼动了。否则怎么会主动汉化，你想多了。满清一开始就拒绝汉化，但康熙时代发现只能走汉化这一条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危机更早一些，那发式和服装可能都不会变。这才是有逻辑的历史，北魏鲜卑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人捉襟见肘，绝绝大多数是汉人，何必要汉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就不会影响汉语改变。日本存在的朝鲜基因和汉族基因加起来过半还要多，可那是添油战术进入的，所以日语更接近沿海支原生语，除大方向上类似泰语、苗语外，其类似江浙一带的一些方言和云南百濮民系有关的少数民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