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腐败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禁不住腐败呢？（明朝腐败成因及反腐措施分析）

明朝腐败成因及反腐措施分析

关于明朝为什么会有这么腐败的情况，首先就得说说之前那个刚灭亡的元朝。

这个堪称中国古代史上空前腐败的王朝，别看已经被打回到草原上，但贪腐的流毒却依然蔓延：元朝腐败的基层吏治，在明初的农村却越扎越深，大批元朝时就耀武扬威的衙门小吏，依然钻着各种空子狠捞钱。

甚至就连朱元璋派出去的知县，都曾有过被当地小吏捆绑吊打的龌龊事。气的朱元璋也深感丢脸，一顿恼火大骂！

但比这更严重的，却是明初开国团队的迅速腐化。

作为一个以农民起义起家的草根政权，明初这些苦出身的开国功臣们，在坐上了权力高位后，竟也跟着迅速腐化，各位开国勋贵们全在忙着甩开膀子捞钱，甚至和地方土豪劣绅勾搭连环。

中央各级高官，也是比着赛钻国家空子，比如著名的大明宝钞，每次发行都被中央衙门私自截留一百多万。浙江百姓每年的摊派赋税，更多达七百种。各省送交中央的税粮，竟然闹出了还在路上运输，就被沿途官员瓜分光的笑话。初建的大明王朝，短短几年之间，竟就迅速腐化成贪腐王朝。

如果单看这几年明王朝的吏治，莫说未来的几百年社稷没影，亡国都绝非危言耸听：明朝建国的头三年，各地仅军户就逃亡四万多，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三百多次——全是腐败惹的祸！

这样一个前朝贪腐流毒深入骨髓，甚至又在疯狂滋生的局面，如果坐视不理，那就将重演之前一千多年里，各种农民政权短命败亡的历史悲剧。好不容易天下一统的中华大地，极有可能陷入新一轮暴乱。于是，明太祖朱元璋，果断作出了他的选择：刮骨疗毒！

在对举国贪官污吏举起屠刀前，朱元璋煞费苦心最多的，就是一套明朝特色的官员监察制度：每一个新任地方官，都要拿到一本《授职到任须知》，写满了地方官任内应该做的各种工作与注意事项，每一条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

然后覆盖整个官场的考察模式，还有能够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的监察御史制度，从洪武三年起，有条不紊的建立起来。元朝时漏洞百出的官场权力，终于被安置在朱元璋特制的监察铁笼里！

然后，就是朱元璋的雷霆出手了，世人常诟病他近乎严苛的反贪政策，贪腐六十贯钱就扒皮塞草的酷刑。而如果参考元朝初年的物价的话，六十贯钱的财富，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而在一整套监察体制建立以后，明朝官场的暴风整顿，却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展开，从洪武五年前，陆续都有贪腐分子落马，到了洪武九年时，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全国落马的官员总数突破万人，以反贪名臣韩宜可的奏报说：各省的驿道上，都几乎被押送犯人的囚车堵路。而凤阳地区的农田里，更有大批白白胖胖的犯人含泪劳动——全是正劳改的贪污犯！

与之前历代王朝反贪不同的是，朱元璋这次采取了绝对零容忍的策略，在前朝反贪里可以从宽权宜的罪名，在他这里没有丝毫转圜——贪腐，就要付出代价！

而在洪武十八年时，横扫了举国腐败分子的朱元璋，又朝着元朝以来另一个痼疾开刀——地方豪绅勾结官员。这个刀口选在了此恶政的重灾区——江南。一场郭桓案，不但刨出了贪腐四千万税粮的户部侍郎郭桓，更是顺藤摸瓜，把江南豪门勾结朝廷官员偷税漏税的黑账全查了清楚，整个江南地区三万多人办罪！但是大明，却从此追回了大量税款，更叫百姓免于沉重负担。只要参考下明末年代，江南东林党勾结朝中重臣偷税漏税，活活害死明朝的教训，就知道朱元璋这一刀，杀的有多狠！

而也正是在这样的重手整肃下，明朝诸如移民兴修水利等建设，才能在清明的吏治环境里火热展开。这一伟大成就，甚至就连清朝人编修《明史》时，也给予高度评价：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正是这一场决心坚定的刮骨疗毒，奠定了大明王朝，乃至华夏民族历史上，又一场黄金时代！

朱元璋反腐，标准极高，连官员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

虽然严刑重典，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始终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

从颁布的多道榜文，可以看到让朱元璋不满的官场现象仍然比比皆是：“县州府行省官吏在职役者，往往倒持仁义，增词陷良”；“凌虐良善，贪图贿赂”；“无藉之徒，不务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贼。若不律外处治，难以禁止……”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情绪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法外用刑、处刑不当、枉施刑罚的问题。

《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这岂止是触目惊心，准确地说是令人毛骨悚然。

明朝贪腐另一个原因就是反腐体制不健全。

朱元璋让官员互相揭发贪污行为，给揭发者奖励，这很容易成为官场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问题。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揭发，虽然初期效果很高，但这些揭发官员的老百姓极易被官员打击报复。

在明朝有个现象很有意思，“抓反腐照样腐”。我们都知道，“御史”就执纪反腐的官员，但明朝的御史非但没起到反腐的作用，反而带头贪腐。明武宗时有个御史胡节，曾贿赂宦官刘瑾被查。御史钱从哪来?当然是收受其他官员的。

从这些事例看，明朝贪腐严重既有官员俸禄低的原因，但关键是明朝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反腐制度。

明朝贪腐现象无法根治的原因及制度缺陷分析

我是真君，我来详细回答。

丨朱元璋大力惩治贪官，却仍然未能刹住贪腐之风

出身底层的朱元璋，早年深受贪官污吏之苦，对于压榨、盘剥百姓的贪腐官员可以说恨之入骨，因而称帝之后对于官员贪腐现象极为憎恶，从而采取各种手段大力整治贪腐。

朱元璋对贪污可以说是零容忍，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中书省，只要发现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坚决一查到底，哪怕是开国功臣、皇亲国戚，也绝不心慈手软，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便是典型，驸马都尉欧阳伦也因贪污被处死。

而且，朱元璋还鼓励百姓们民告官，甚至在外地百姓入京告状时，不仅要求地方官员不得阻拦，甚至还帮助解决路费问题，而对于阻拦百姓告状，或者应该受理而不受理的，朱元璋还会严厉惩处。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同时，朱元璋还允许百姓直接扭送不法官吏。

而一旦发生贪污事件，朱元璋往往是从重惩处，只要被查实，最轻也得发配边疆充军，而贪污银子六十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甚至不惜采取“扒皮充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力求达到震慑作用。

此外，朱元璋还大力开展廉政教育工作，不仅制定了蕴含有大量贪腐案例的《大诰》和《醒贪简要录》让官员学习，而且在各级衙门设置了专门的剥皮场和专挑贪官人头的长杆，从而对各级官员形成警示作用。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先后处决贪污官吏多达十余万人，然而即使朱元璋如此雷厉风行，却仍然无法彻底根除贪腐现象，以至于他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的哀叹。

丨明朝贪污现象为何无法根治，制度缺陷或许才是根本

对于明朝的贪腐现象，明末抗清英雄陈邦彦曾这样说，“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也就是说嘉靖、隆庆以前官员们尚且重视名节，而到了嘉靖、隆庆以后，官员们则“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的地步，可见明朝中后期贪腐现象之严重。

那么，明朝的贪污现象为何无法根治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1、官员俸禄实在太低。在朱元璋看来，官员既然获取了权力，那么就应该一心一意为百姓服务，而不应该想着赚钱，因此对于官员的俸禄严格限制。朱元璋根据官员日常用度计算的俸禄，虽说足够官员生活，但他却忘记了官员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需要承担来往应酬、雇佣吏员等其他支出。从而导致官员俸禄已经到了低于正常用度的地步，例如正二品的海瑞，竟然因为母亲生日时买了两斤肉而成为新闻，死后更是只留下了8两银子和一些破旧衣衫，而明朝官员死后拿不出丧葬费用的现象更是多见于史料。朱元璋在位期间虽然也曾三次对官员俸禄进行调整，进而使得官员的俸禄得到了一定程度增长，但明朝官员的俸禄仍然是历朝历代中最低的，而更要命的是朱元璋还将俸禄标准镌刻于石碑、形成定制。于是，官员们即使不为了富贵，为了正常生活，也不得不进行贪腐。

2、监督机制丧失作用。朱元璋为了严厉打击贪腐，不仅设立了科道官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用来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而且还曾短暂起用了著名的情报机构“锦衣卫”，按理来说监察系统已经相当完备，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大系统竟然最后全都丧失了作用。然而，从明中期开始，随着党争的日益严重，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这种局面下，锦衣卫依附于东厂，科道则依附于内阁，进而成为了党争之中相互攻讦对方的工具。为了打击政敌，他们早已丧失公允之心，反而大肆滥用监察、弹劾权力，如此情况之下，自然就使得整个监察系统丧失了原本作用，也就无法再遏制贪腐现象。

3、官场风气无比糟糕。正如前文所说，嘉靖、隆庆之前的官场风气尚可，而当嘉靖上台之后，明朝官场风气风云突变，“今天下自大吏至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官员们不仅对肥缺曲子弱音，而且“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姗笑，以为无能”，明朝此时的官场形成了，谁贪的多证明有能力，笑话清廉官员无能。如此官场，就算有较为清廉的官员，也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比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谁给他送礼他就举报谁，结果再也没有人敢登门，结果后来被魏忠贤逮捕下狱，最终惨死狱中。

4、人治之下贪腐难免。古代皇权社会，一直奉行的就是人治思想，例如孔子便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孟子也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所谓人治，所依靠的便是执政者个人的贤明，然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诱惑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圣人一般抵住诱惑。因此，人治之下贪腐现象根本无法避免，例如张居正，作为明朝著名的能臣干吏，也仍然难以拒绝贿赂，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殷正茂便曾送给张居正两个金盘子，盘子中有高达三尺高的珊瑚。

如上所述，明朝之所以会在中后期出现严重贪腐，主要还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所造成的，人治之下的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自然就导致了贪腐的出现，而贪腐一旦形成风气，便很难再制止了。